去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纽约大学教授保罗·罗默把城市化列为韩国和中国能够迅速追赶西方发达国家的秘诀。他认为,各种各样的人聚集到城市,知识与经验得以共享,创意不断积累,发挥创造力的机会随之增加。在他看来,以城市为舞台形成集聚经济,生产率和效率提高,并带来就业创造与高收入,从而成为经济发展的基础。举例来说,中国在金融危机后遭遇经济下行时,便通过大规模城市化和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巨额财政,激活内需经济。
城市也和商品或服务一样,只有提供感动与便利,才能吸引企业、获得市民的选择。跨国企业之所以青睐香港、新加坡,是因为它们既是物流枢纽,同时又具备贸易、金融、旅游等经济活动所需的充足基础设施。近来中国杭州也由阿里巴巴这家企业与政府携手构建强大的智慧基础设施,确立了首个数字经济、区块链城市以及青年创业圣地的地位,并申办亚运会,迅速崛起为名副其实的智慧城市。
在当代,除了城市的资本与劳动力,教育、文化、居住条件、城市间网络等能够维持高生活品质的基础设施也决定着选址偏好。在超连接时代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城市是能够实现所有技术与服务的强大平台。城市既是发挥信息通信技术(ICT)的基本土壤,也是试验场。如果没有城市这块主板,再华丽的软件也只是空喊。没有专用道路的自动驾驶汽车、没有建筑的智能家居都只是空谈。建设产业与新产业协作,帮助物联网(IoT)和人工智能(AI)在我们眼前落地。而所有这些产业与技术的宠儿正是城市。瑞士日内瓦国际经济研究院教授理查德·鲍德温曾表示,“20世纪工厂的角色,在21世纪将由城市承担。”这样的城市开发,正是让我们的优势ICT得以显现的充要条件。
韩国依据1962年第一个经济开发五年计划,将就业、教育、住房集中于首尔等大城市,奠定了高速增长的基础,此后持续建设产业城市、首都圈新城和地方创新城市。然而人口集中地区面临无序开发带来的交通拥堵与环境污染问题,产业衰退的萧条地区则因人口外流而出现老城区衰败和定居条件恶化。为化解这一问题,政府将城市再生设定为政策目标,摒弃过去的无序开发,推进适应低增长时代的城市开发。为应对人口减少与老龄化时代,政府正在推进的方案是:不再无限扩张城市,而是通过立体开发、TOD(公共交通导向型综合开发)、长期未实施公园用地的利用等紧凑城市、智慧城市开发,对城市中心进行压缩式开发,同时将外围保留为环保地区。
在战争废墟中短期内实现耀眼经济增长的韩国城市开发模式,是发展中国家最为向往的样板。当前基础设施薄弱的非洲、南美、东南亚等新兴国家,住宅区和新城建设需求可谓爆发式增长。曾通过城市开发经历高速增长期经济开发的韩国,如果能一并提出未来蓝图,就能在面向发展中国家时具备独一无二的出口竞争力。若把土地征收相关制度、以城市开发为目的设立的公营企业模式等韩国独有的开发诀窍,与具备竞争力的ICT相结合,就能在赢家独占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抢占竞争优势。城市开发不仅是当代的经济解法,更是为必须生活在未来的下一代开辟蓝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