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专家诊断称,1980年代超细颗粒物(PM-2.5)浓度达到目前的4倍,过去工业化时期的大气污染远比现在严重。
细颗粒物专家、亚洲大学医学院教授张载然(环境运动联合共同代表)23日出演“人们生活的世界”卢武铉财团理事长柳时敏的播客节目《Alileo》,开口便说“1970至1980年代的大气污染比现在严重得多”。
张教授表示,“1986年(首尔)年平均超细颗粒物浓度为109微克/立方米,达到现在的4倍”,“以首尔奥运会为契机持续呈下降趋势,但从2013年起下降趋势终止”。
政府自2015年起正式统计超细颗粒物浓度。首尔年平均超细颗粒物浓度2015年为23微克/立方米,2016年升至26微克/立方米,2017年降至25微克/立方米,2018年降至23微克/立方米。
柳理事长讲述亲身经历称,“1980年代中期我居住的独山洞、加里峰洞被二氧化硫笼罩”,“1988年我乘飞机降落在金浦机场,首尔的天空就像毯子一样被漆黑的物质覆盖”。
韩国环境部大气环境政策官金法正表示,“2002年(非正式)年平均超细颗粒物浓度为39微克/立方米,去年比这一水平低40%”,“从科学事实来看明显改善了,但国民的不安感却更大了”。
出席者一致认为应减少国内大气污染物排放量。高浓度细颗粒物的原因大致有三:国内排放、国外影响、气象因素。其中国外影响在减少,气象因素无法人为调节,因此主张减少国内排放量。
张教授尤其多次强调不能只怪中国。
他指出,“即使村里有工厂,也难以判断是否因那根烟囱受害,而要知道从中国这样庞大的土地上有多少百分比飘到我国,并不容易”,批评政府和媒体突出中国影响的态度。
对此,金政策官表示,“中国正在大幅减少细颗粒物”,“在当前时点,不应归咎于他人(中国)或气象,而应聚焦于我们能做什么”。
中国北京的超细颗粒物浓度从2013年到2017年下降了40%。出席者一致表示,不仅北京,全国范围也明显减少。
金政策官表示,“燃煤电厂是国内细颗粒物的最大污染源,但政府2015年反而宣布要扩建,其间作为细颗粒物主犯之一的柴油车也增加了”,“经济活性化与环境改善都是国家的重要课题,但至少(2017年5月成立的)新(文在寅)政府的细颗粒物政策消除了禁区,提出了大胆的目标值”。
文总统曾在总统大选中提出任期内将国内细颗粒物排放量削减30%的承诺。
张教授表示,“只有请求国民配合、告知企业监管不可避免,努力减少我们的排放源,细颗粒物问题才能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