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3-22 | 박현욱 기자

[您怎么看]应根除权力型腐败、引入制衡检方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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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检察改革的核心——设立“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赞成与反对两种意见激烈对立。

公调处自参与政府时期起就作为检察改革的一环持续被讨论,进入文在寅政府后检方内部也形成了赞成引入的氛围,但自由韩国党持反对立场。第20届国会中朝野提出、目前仍处于搁置状态的5项公调处法案规定,检察官的犯罪行为由公调处负责。警方方面也规定,警务官(或治安监)以上高层的调查由公调处负责,高级公职人员即使退职,公调处仍可在2至3年内进行调查。近来因“金学义、Burning Sun”事件,要求设立公调处的呼声高涨,但在将选举法与公调处法案等一并列入快速通道的问题上,由于韩国党的反对以及其余野党复杂的盘算,立法进展困难。赞成设立公调处一方主张,为根除高级公职人员腐败、分散并制衡检察官的超额权力,有必要引入该机构。反对一方则反驳称,在检察组织和检察权运作方式原封不动的情况下另设新机构并非正途,削减检方权限才是检察改革的正确方向。现刊载双方观点。

必须引入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的理由有三点。这三点符合时代精神与烛光精神。烛光精神要求设立针对权力型腐败的新调查机构。大韩民国市民目睹了极其严重的状况。仅仅两年前,就发生了以政治检察官为中心的干政事件。往前追溯,还有众多涉及总统、部长、首席秘书官等的政经勾结与权力型腐败案件。然而,本应调查权力型腐败案件的检方却失去了信任。曾越过检方,通过特别检察官调查权力型腐败案件,但也遭遇了局限。现在正是需要新机构来调查权力型腐败的时候。

首先,需要作为反腐败专门调查机构的公调处。公调处是调查腐败的常设专门机构。当前韩国处于必须清算腐败的紧迫境地。至今仍在进行的干政事件审判、前总统李明博审判等,是权力型腐败案件的顶点。司法弄权、特惠招聘、仗势欺人、财阀专横等,已在日常层面困扰市民。腐败以滥用权限为属性,因而催生违规与特权、仗势欺人与专横。不根除腐败,就无法消除我们社会长期存在的违规与特权、仗势欺人与专横。

在我国历史上,公调处立法可能性最高的时候是前总统卢武铉在任时期。如果当时设立了公调处,干政事件与李前总统受贿或许就能避免。政治检察官禹柄宇也不会出现。如今困扰我们的特惠招聘事态,也本可以避免。

作为反腐败专门调查机构,公调处将通过调查和预防权力型腐败案件,驱逐韩国的腐败。腐败通向违规、特权与不信任。清廉通向公正、透明与信任。在相互不信任严重的当下,通过清算腐败,我们能够创造信任这一社会资本。清算腐败是我们社会未来发展战略之一。

第二,需要替代检方调查的公调处。权力型腐败既然也是犯罪,检察官就可以调查,不,理应调查。但我们的历史显示情况恰恰相反。检方没有认真调查权力型腐败案件,而是按照政治权力的要求平息或掩盖案件。作为对此的反弹而出现的正是特别检察官。最近的特检是朴槿惠、崔顺实干政特检和Druking特检。特检是政界深切认识到都无法相信检方、检方已不再具备调查权力型腐败案件的意志和能力而设立的制度。特别是Druking特检由野党主导。就连野党也不信任检方。检方失去了朝野政界人士和国民的信任。检方的调查从过程到结果都成了不信任的集合体。但国家调查和惩处腐败的义务不会因此消失。此时国家应设立独立机构,尽到惩处腐败的自身义务。如今应当停止强迫人们相信不被信任的检方调查这一错误做法。

第三,是控制检察官滥用权限的公调处。检方的超额权力催生了政治检察官和腐败检察官。政治检察官可从干政事件的主角禹柄宇这一人物身上得到确认。腐败检察官太多,难以一一列举。奔驰检察官、赞助商检察官、作为检察长首次被拘留的陈庆准、犯下大型司法腐败的洪万杓等,接连登上腐败检察官名单。检察官的腐败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检察官没有成为调查和审判的对象。检察官的违法由检察官来调查,调查不可能公正进行。掌握着不受控制权力的检察官们横冲直撞,成为政治权力的一部分,最终甚至成为干政事件的主角。

分散并制衡检察官的超额权力迫在眉睫。公调处作为独立机构,在检察厅之外调查并起诉检察官的滥权与腐败,能够阻止检察官滥用权限左右政治、进而使国家堕落的现实。当然,分散和制衡检察权仅靠公调处并不够。另一项课题是检警调查权调整,即调查权与起诉权的分离。调查权与起诉权分离将分散权限本身,从而阻断权限滥用。但即使先只让公调处起步,也足以制衡检察官的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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