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检察改革核心内容——设立“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赞成与反对两种意见激烈交锋。
公调处自参与政府时期起就一直作为检察改革的议题被讨论,进入文在寅政府后检察机关内部也形成了赞成引入的氛围,但自由韩国党持反对立场。第20届国会中由执政党与在野党提出、目前仍在搁置的5件公调处法案规定,检察官的犯罪行为由公调处负责。对警察也规定,警务官(或治安监)以上高级职务的调查由公调处负责,且高级公职人员即便退职,公调处仍可在2至3年内对其进行调查。近期因“金学义、燃烧的太阳”事件,要求设立公调处的呼声高涨,但在把选举法与公调处法案等列入快速通道的问题上,由于韩国党反对以及其余在野势力的复杂算计,立法举步维艰。赞成公调处一方主张,作为根除高级公职人员腐败、分散并制衡检察官超额权力的手段,有必要引入。反对一方则反驳称,在检察组织和检察权运作方式原封不动的情况下另建新机构并非出路,削减检察机关的权限才是检察改革的正确方向。现刊载双方观点。
肥胖是万病之源。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疾病等诸多疾病都源于肥胖。这正是“减肥”“瘦身”成为最常见词汇的原因。世间道理都一样。组织过于庞大就会引发疾病,个人也是如此。对韩国检察机关属于高度肥胖组织的诊断早在很久以前就已作出。检察官是一身兼有直接侦查权、侦查指挥权、起诉权、不起诉权、公诉维持权等权力的强大权力机关的一员。甚至外国人管理、出入境管理、在押人员管理等事务,也由以检察官为主体的组织负责。
“世界上绝无前例的组织”这一句话就道尽一切。许多人竭力以赞助人或游说之名,向检察官施以无条件的“好意”(?)。执政层则想通过人事安排,把检察机关变成忠实听从自己意图的机构,也就是各自谋求对检察机关这一强大权力机关行使影响力的办法。容易腐败的组织、容易被政治外风左右的组织、形象令人尴尬的检察机关,其根源正在于检察组织已成为无所不能的权力机关。如果权力超度集中的组织本身就是韩国检察机关的核心问题,那么解决办法是显而易见的:必须分散集中于检察机关的权力,恢复相互制衡与均衡的民主主义原理。
政府正在推进检警侦查权调整与引入公调处。两项方案中,检警侦查权调整是必须的,也应予欢迎。这并非为警察助威。为防止作为侦查机关的警察滥用权限或侵犯人权而设的指挥、监督组织,正是检察机关的诞生背景和本质角色。检察机关是为了不亲自侦查、并防止侦查过程中必然可能出现的过度侦查及由此造成的国民人权侵害而设立的组织。应彻底分离警察的侦查权与检察机关的侦查指挥权。应像美国的大陪审团那样,让国民能够直接监督警察与检察机关。这是一举两得、能同时改革检警的方案。只要让检察机关与警察忠于本来的职能,相互制衡与均衡自然就能实现。
相反,公调处不是检察改革方案,而是制衡检察机关的手段。前法务部次官金学义事件、张紫妍事件等也为引入公调处的舆论添了力,这一点笔者很清楚。若当时存在能够制衡或调查检察机关的组织,检察机关恐怕不会被质疑以那种方式压下案件。但在无所不能的现有检察机关原封不动的情况下,能建成可以制衡检察机关的组织吗?除非把公调处建成与检察机关对等的权力机关,否则不可能直接调查或制衡检察机关。若要真正建好,就必须建立与在全国设有分支的检察机关相同、或至少相似的组织。本来在韩国,强力的侦查机关就随时有侵犯国民人权的高度可能。再造一个强大的侦查机关,绝非可取的方向。正如部分人士担忧的那样,如果公调处被政治外风左右,情况可能比现在更糟。以何种方式推荐公调处长人选、由谁行使公调处成员的人事权等,实际上都是枝节问题。若因种种顾虑而造出一个“并不强大”(?)的机构,最终很可能沦为有无皆可的组织。无论哪一边,都难免陷入两难。
对于因身体臃肿而感到累赘的人来说,让他减肥才是正解。若靠饮食控制和运动无法自行做到,哪怕动用强制手段也要推进,这才是真正为其着想之道。不减肥而只开降压药、降糖药并非正确方向。在庞大的检察组织和检察权运作方式原封不动的情况下另建新组织,能成为解决之道吗?检察改革的正确方向,应是削减检察机关的权限,把它变成行使专业侦查指挥与起诉权的机构。在检察权维持现状的前提下再造一个类似检察机关的组织,并非正确方向。过去在多起案件中即便动用了引入特别检察官等种种手段,检察机关也未发生根本变化。也就是说,除非果断实施分散检察组织自身力量的改革,一时性的制衡检察机关手段只会止于权宜之计。这是我们应从历史中汲取的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