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注] 本文于2019年2月26日13:21刊载于高端融合媒体“Signal”。
企业大股东将其持有的股份连同经营权一并转让时,此类股份交易大多以场外交易方式进行,并且大多会附加一定水平的经营权溢价。这种经营权溢价在《继承税及赠与税法》第63条第3款等规定下,也是法律上得到承认的概念。《继承税及赠与税法》第63条第3款规定,对最大股东等持有的股份,按股份评估价值的20%(特定中小企业为10%)认定为经营权溢价;若最大股东等持有该公司超过50%的持股,则按30%(特定中小企业为15%)认定为经营权溢价。
因此,在伴随经营权转移的股份并购中,加计经营权溢价后的股份收购价与公开市场上股份的现有市价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卖方与买方对经营权溢价的水平常常存在较大分歧。最终,经营权溢价的合理价格,需综合考虑企业的现在及未来价值、企业收购带来的协同效应、控股股东所获私人利益等因获得经营权而产生的连带效应,以及若在公开市场买入确保经营权所需股份时需付出的成本等因素后确定。
在笔者实际提供咨询的一个案例中,卖方是持有上市公司A公司约20%持股的最大股东,但其相对于自身所持股份的市价提出了异常过高的经营权溢价,导致买方对是否继续推进交易陷入严重犹豫。当时买方的代表理事强烈希望收购A公司,但买方的其他高管认为相对于公司价值而言经营权溢价过高,反对收购。
通常在并购交易中,为卖方或买方提供咨询的律师就股份买卖价格是否合理表达意见,或积极参与买入价格谈判的情形很少,一般仅限于就买方高管的法律责任等提供法律咨询。
当时的交易中存在出售代理人和买入代理人,卖方与买方并未直接进行谈判。在为买方提供咨询的笔者看来,出售代理人所要求的经营权溢价,从交易惯例来看过高。因此有必要了解卖方要求高额经营权溢价的情况,并寻求折中点的机会。于是在与买方高管事先商议后,笔者通过熟人获得了直接与卖方会面的机会。然而,卖方实际上并不清楚是否提出了那样高的经营权溢价,笔者得知当时代理卖方的出售代理人为了获得更高的出售报酬,正在过度施压买方。此外还了解到,卖方因个人原因希望尽快完成交易,若能尽快完成交易,也有意接受买卖价格的调整。
笔者以与卖方会面后了解到的这些情况为基础,说服作为笔者客户的买方代表,认为有必要就合理收购价格与卖方直接商议。于是排除了原本进行商议的出售代理人和买入代理人,由卖方与买方代表直接会面,就股份收购价款达成一致,并随即签订了合同。
当时笔者作为律师,不仅限于提供法律咨询,而是站在客户立场以更为积极的姿态为交易达成提供了契机,对此颇感自豪。卖方与买方均对笔者的积极介入表示相当满意。不过据后来听说,卖方的出售代理人对排除代理人而直接接触卖方的笔者表示了相当的不快。
通过上市公司A公司的案例,笔者认识到律师作为交易当事方之一采取更积极的姿态时,能够作出意料之外的贡献,此后在提供并购交易咨询时,也形成了更为立体、综合判断事项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