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市场角度看,2月底重大议题接踵而至。27日第二次朝美首脑会谈即将举行,而在3月关税加征延期宽限期结束之前,美中贸易高级别磋商仍在持续。
有人将美中谈判、对朝问题视为互不让步的“斗鸡博弈”,担忧其过程漫长而危险。也有人担心,各方过度专注于国家利己主义、本国中心主义,最终会像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那样,各自选择所谓占优策略即背叛,从而无法达成总体上可以共赢的谈判,反而导致破局。
在亚当·斯密的传统经济学中,市场参与者的自利行为最终会使社会总收益最大化,但随着行为经济学的兴起和约翰·纳什的博弈论等出现,自利选择未必能实现效用最大化、反而可能带来糟糕结果已被反证,因此这种担忧不无道理。
只要想象一下等电梯的人们,就能立刻明白自利选择的后果。想上楼的人会去按好几台电梯的按钮,想下楼的人也一样。性急的人会把上下按钮都按一遍。缺乏适度体谅和耐心的行为,会让电梯每层都停。上下班时间更会出现难以想象的电梯大战。左转车道排起长队,出于自利选择,好几辆车试图插队。当所有人都插队时,结果就是崩溃。
解决办法是什么?是信任,以及作为信任重要根基的沟通。答案太过显然,甚至令人尴尬,但正因为做到并不容易,我们才至今仍在为达到最优选择而苦恼与纠结。
事实上,通过沟通避免在囚徒困境式情境中被引向最差选择的做法早已被尝试。看看让-雅克·卢梭的“猎鹿博弈”。只有两人合作才能猎到鹿,而猎到鹿才能实现效用最大化。若无法保证两人合作一定能猎到鹿,而其中一人面前正有兔子跑过,抓到兔子至少自己能吃饱(只要有一人退出,鹿自然无从谈起),那么会作何选择?乍看与囚徒困境相似,但出现了不同的条件。由于不存在占优策略,对方合作猎鹿我也合作,对方选择猎兔的个人行为我也照做,于是存在两个均衡。这以能够了解对方想法的沟通为前提。此外,如果两位猎手的领导者传递出“合作必定能猎到鹿”的信息,选择就会实现效用最大化。
唐纳德·特朗普去年一年进行了创纪录的70次采访。已与文在寅总统举行过三次首脑会谈的特朗普,在首脑会谈之外还频繁互致信函并利用直通电话。清晰、透明地传达想法并努力信守,这样的沟通足以令人期待共赢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