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2-23 | 한재영 기자

[成为无底洞的现金福利]就业恶化→收入减少→撒现金恶性循环 政府仍提第二弹·第三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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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从今年起以支持求职活动为名义,每月向低收入(中位收入120%以下)青年发放50万韩元,最长6个月,覆盖8万名青年。若提前成功就业,还另发50万韩元祝贺金。仅今年为此投入的预算就达1582亿韩元。随着面向未满6岁儿童发放的儿童津贴实行普惠发放并扩大对象(未满7岁),相关预算从去年的7096亿韩元增至今年的2万1627亿韩元,增长两倍。

不仅中央政府,地方自治团体也在竞相滥发现金福利。忠清北道向未上学的9至24岁青少年发放最多可充值五次、每次10万韩元的“同行卡”。全南丽水市也向初中一年级学生发放存有10万韩元积分的职业体验卡。不止如此。京畿道城南市规定,在公立图书馆借阅六本以上图书即可获得价值2万韩元的地区商品券。首尔市则决定向非正规职、特殊雇佣职劳动者各支援25万韩元国内旅游经费。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纷纷推行现金福利政策,基本出发点是通过支援低收入和弱势群体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但专家认为,蔓延全国的“撒钱”本质上是急于将经济指标恶化的副作用降至最低的产物。支援低收入和弱势群体是国家的职责,但专家指出最大问题在于支援对象和规模如传染病般迅速扩散。据国会预算政策处数据,2013年规模为11万6000亿韩元的非缴费给付额(受益者无需缴纳即可领取的现金)去年首次突破20万亿韩元,预计今年将接近30万亿韩元。一旦增加便难以削减的刚性预算——义务支出,预计今年也将首次突破100万亿韩元。

政府对雪球般膨胀的中长期财政负担视而不见,积极推行大撒把式现金支援,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自身造成的。最低工资急剧上调和缩短工时等措施打击了就业市场后,政府匆忙推出补救方案。就业、消费、投资等主要经济指标接连下滑,政府便选择最简便的财政支援。

问题在于,政府这类财政支援是否真正发挥了实质性帮助低收入阶层的效果。首尔大学经济学部教授金昭英指出:“如果政府当初不介入最低工资上调这类市场决定因素,而是集中在强化分配层面扩大公共转移收入,对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改善本会有效。”他同时指出:“但由于最低工资暴涨导致劳动收入减少,反而产生了相反的效果。”

实际上,收入十分位中处于最低10%的第一分位家庭,去年第四季度月均收入为80万3000韩元,同比减少24.7%,其中最主要影响是劳动收入骤降47.1%至15万8000韩元。次低的第二分位家庭劳动收入骤减33.9%,尽管转移收入增加23.1%,整体收入仍减少13.8%。相反,月均收入超过1000万韩元的第十分位家庭,虽然转移收入减少13.1%,但劳动收入大增20.1%,整体收入也增加12.9%。第九分位劳动收入增加6%,加上转移收入增加14.6%,整体收入增加6.6%。政府为消除贫富差距推出的最低工资上调政策,以及为化解其副作用推出的财政支援政策,结果都让高收入阶层受益。其结果是,去年第四季度的收入分配水平(均等化可支配收入五分位倍率)创下2003年开始编制相关统计以来的最差纪录。

这一结果加深了恶性循环。政府前一日收到最差分配指标后立即表态“将全力推进政策执行”。政府称要推进的政策中虽有创造民间就业岗位的努力,但重点落在提高基础年金、提高失业给付、扩大劳动奖励税制(EITC)等强化现金支援上,即认为政府福利政策正在见效,投入更多就会改善。被视为文在寅政府内实权人物的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委员长金尚祖当天也在一档广播节目中表示:“尽管劳动和经营收入大幅减少,收入主导增长等政府努力起到了部分缓冲作用”,“今年(分配恶化状况)会逐步好转”。这是去年以来负有责任的青瓦台和政府当局者反复发表的“希望折磨”式言论的又一次重演。

恶性循环持续下去,负担最终落到国库。本来因老年人口增加等必要支出就在剧增,若再扩大财政事业,财政健全性难免受到不利影响。去年达25万亿韩元的超额税收今年之后也难以持续。金教授指出:“如果政府当初不过度征税,而是让这些钱流入民间,政策效果可能更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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