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经济理事会理事长
阻碍国家创新的是既得利益者的地租(地代)追求。既得利益者不创造新的创新价值,仅靠守住位置而获取利益,国家就会衰落。眼下的韩国正是如此。大企业的产业壁垒和劳动贵族的岗位壁垒正在阻挡国家创新。再加上出租车和传统市场等脆弱产业群体通过组织化,进一步成为既得利益者。有组织的供给方势力与未组织化的消费者势力之间的失衡,正在阻碍国家创新。
有组织的势力通过选票掌握着政治持股。否则怎会有“在韩国解决了出租车问题就能当总统”的说法。有组织的集团以集团利己主义截取国家整体利益的现象比比皆是。我们正在重走日本“失去的20年”。当有组织的势力通过选举和示威展示威力,政界和行政部门就会出台不是为了国家整体、而是为了特定集团的权宜之计,最终国家走向衰落。
远程医疗是韩国早在20年前就在全球率先推出的技术。笔者创立的糖尿病手机商业模式早已成长为全球独角兽,而在发源国韩国却仍受制于监管,连正式起步都做不到。仅远程血糖管理一项,当时就预期可创造2万亿韩元的国富效应,累计相当于造成40万亿韩元的国富损失。高血压、尿失禁、哮喘、高血脂等大部分老龄化疾病的问题不在治疗,而在管理。这正是远程医疗的核心不是远程诊疗、而是远程后续管理的原因。没有对老龄化疾病的远程管理,就不可能应对已经迫近的医疗费危机。
拼车(共享出行)概念的共享车辆,在除韩国以外的大多数国家正成为独角兽业务的代表。优步以及Lyft(美国)、滴滴出行(中国)、Gojek(印度尼西亚)、Grab(东南亚)、Ola(印度)、Yandex(俄罗斯)、BlaBlaCar(欧洲)等都是共享经济的领跑者,也是孙正义愿景基金的代表性投资对象。然而在韩国,由于出租车行业的反对,Kakao集团的拼车业务实际上正在收摊。
然而因保护供给方而受损的群体正是消费者。赞成拼车的比例超过反对的4倍,为什么韩国消费者必须接受远程医疗和拼车方面的加拉帕戈斯式政策?这种消费者意见完全无法反映到政策中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政界认为消费者没有组织化,既不示威,也不会影响选举。问题在于我们的市民。坐等政府给予并感激接受的时代已经过去。这正是为什么不是政治性市民团体,而是传递真正消费者声音的消费者组织化,应成为国家创新的基础设施。
主要发达国家共享经济的大原则不是供给方的利益而是消费者的福利,这一点已多次强调。就拼车而言,既得利益者与新进入者之间的选择应交由消费者而非政府来做。必要时也可以通过监管自由区先行起步。通过创造性破坏减少低附加值岗位、增加高附加值岗位,这才是国家创新之路。但无情的市场竞争会最大化社会矛盾,因此必须支持受损群体的结构调整。也就是说,国家创新能力就是制定把国家整体创新价值的一部分用于支持受损群体结构调整的路线图的能力。以远程医疗和拼车为例。可将远程医疗带来的国家医疗费节省的一部分,作为远程医疗管理费补偿给持反对意见的一、二级医疗机构。拼车方面,也可允许出租车拼车,让合乘乘客和出租车经营者双方都获益。
然而最重要的是未组织化消费者群体的组织化。抱怨者众,行动者寡。因为这对自身没有好处。为他们提供参与与回报手段的、基于智能手机的生活实验室,正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