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2-17 | 박현욱 기자

[时评]权力机构改革建言

本页标题和正文均由AI机器翻译,未经人工审校。准确内容请以韩文原文为准。

以检察机关、警察和National Intelligence Service为代表的权力机关改革方案,在文在寅总统主持的改革战略会议上再次得到确认。大方向与此前政府公布的内容并无不同,但由于在总选举前一年之际加快推进而招致在野党对其意图的质疑,以及关于对权力机关正常化的实质性条件保持沉默的批评,今后的改革过程看来不会顺利。

对权力机关改革的必要性,很难找到不同意见。文在寅政府成立的同时,检察改革就被最先提出,国民也为之鼓掌。然而过去两年改革成果寥寥,设立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的讨论仍原地踏步。检警侦查权调整同样成效甚微,对国家情报院改革的赞成与反对依旧尖锐对立。在需要重新检讨究竟是改革努力不足,还是方向和方法有误的时点,仍按既有方式强行推进是否算明智选择,也是个问题。

然而,检察机关、警察、国家情报院等权力机关滥用与误用权限最本质的问题在于总统的人事权及由此产生的影响力,而这一点在政府的改革方案中被忽视。正如前总统朴槿惠的情形所示,总统的权力不仅延伸至检察机关、警察和国家情报院,甚至触及司法机关,因此才被称为“帝王式总统”。归根结底,权力机关改革的核心在于建立能够将总统影响力最小化的制度性机制。

在此说这不是制度问题而是人的问题并不正确。制定防止滥用与误用权限的制度,正是为了将人的问题最小化。这一点对检察机关、警察、国家情报院如此,对总统同样适用。如果对检察机关、警察等的权力滥用加强控制,却完全不触动对其拥有指挥权的总统的权限,会发生什么?

这与我不为自己手脚的过错负责毫无二致,类似的事情可能不断重演。过去30年的经验难道还不够吗?

检察权滥用多次成为问题,为防止类似事态再次发生需要改革,这一点可以认同。为此,侦查权调整或设立公调处也可以考虑。但检察改革这一目的并不能使为之采取的一切手段都正当化。

文总统在就任初期曾就侦查权调整表示,须先行警察改革,并以国民对警察的信任为前提。那么现在这一前提具备了吗?公调处的设立也是如此。应以侦查权调整之前状态下的检察权控制为目标,还是应针对侦查权调整之后的警察权控制?

因检察改革和国家情报院改革而权力最为膨胀的机关是警察。在检察机关的侦查指挥权被缩小、废除,甚至要接手国家情报院的反间谍侦查权的情况下,警察权力过度膨胀成为问题,于是出现了引入自治警察制以缩小国家警察规模的替代方案。但仅承担生活安全等有限业务的自治警察从国家警察中分离出来,警察权究竟能缩小多少?相反,大部分权限集中于国家警察,而对这样的国家警察的人事权和指挥权最终不还是在总统手中吗?

从政府的改革方案看,就像把总统右手中的权力移到左手。以此宣称解决了右手的问题,就是忽视左手的问题,与朝三暮四无异。

要成为真正的改革,总统必须放下权限。权力机关负责人的任命不仅要经过国会的人事听证会,还应获得国会同意。必须加强对权力机关活动的外部监督。唯有如此,才可能实现触动国民内心的改革。

阅读韩文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