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1-31 | 외부기자 기자

[轮值专栏] “三无”与讨论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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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流行的祝酒词中有“三无”一说,即世上没有免费的东西、没有秘密、也没有正确答案。这话直指人生要害。是的,事实上无论个人人生、社会还是国家,都没有标准答案。

只是时代的答案由那个时代的人来创造。国家层面的领导力与忠于时代精神的市民通过民主主义寻找答案。当遇到国家性的困难局面或重要问题时,国家的各主体往往围绕何者在长短期内有益于国家与社会,通过相互让步与妥协来创造答案。

如今韩国经济遭遇了艰难而重要的问题。而要为难题找出答案,需要劳资政的“社会对话(social dialogue)”。

劳资政对话方式是始于欧洲的制度。1982年面对严重经济衰退,劳资政以让步与妥协共同克服危机的荷兰瓦森纳协议便是代表。此外,瑞典、丹麦、意大利、德国等也有许多案例。

而且欧洲在整合为欧盟(EU)之后,仍在欧洲共同体层面由欧洲工会联盟(ETUC)、欧洲共同体产业联盟(UNICE)以及代表28个成员国政府的欧盟委员会这三方每年举行劳资政代表会议。甚至以法律明确规定每年春季举行。

关于欧洲社会对话得以成功运作的原因,分析多种多样。基本上有对话语与多样性的包容,即所谓宽容(tolerance)文化作为支撑。更进一步,认为其原因在于超越各自利害关系、把共同体利益放在优先位置的分析大体一致。核心在于各方为国家这一共同体的利益,带着替代方案参与对话。

据近期报道,欧洲各国为寻找“如何闯过第四次产业革命”的解法而启动社会对话。代表性例子是德国的劳动4.0。德国为强化制造业、为成功推进被称为工业4.0的产业4.0,与金属工会等工会共同制定了劳动4.0。劳动4.0是为在第四次产业革命时代创造优质岗位,由劳资政、学界及市民共同参与的社会对话平台。实在令人羡慕。

韩国的劳资政对话历史也已超过20年。自1997年国民政府时期启动以来,经历试错积累了各种经验。国民政府时期为克服外汇危机的社会协约、参与政府时期信用卡危机时的创造岗位社会协约、2009年为克服全球金融危机的劳资民政协议、2015年为改善劳动市场结构的劳资政协议等相继达成。

进入现政府后,在民主劳总也参与的四次劳资政代表会议上就社会对话机构改编方案达成协议,原劳资政委员会更新为经社劳委。民主劳总与韩国劳总一起扮演了经社劳委诞生的助产士角色。但前几天民主劳总代表大会的结论,实际上是不参加经社劳委。令人遗憾。社会对话即便未必能达成协议,也应作为引领时代的主体们聚在一起进行话语交流的场所持续下去。话语本身可能比协议更有意义。达不成协议的情况要多得多。无论是钱还是法律,最终都只能在国会得出结论,最后的收尾无论喜欢与否都是国会的份内事。

这世上没有标准答案。但是,大家一起努力寻找答案的社会与不这样做的社会差别很大。听得耳朵都起茧的一句话:要走得远,就要一起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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