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会订阅没有仇恨言论的其他内容。”“我会写评论批评仇恨。”
去年12月,位于首尔永登浦区的“啊哈!首尔市立青少年性文化中心”里,附近中学三年级学生聚在一起,就应对仇恨言论的行动展开讨论。这是去年下半年引入的“体验型性教育”之一,让青少年亲自认识通过YouTube等扩散的仇恨言论实态,并讨论相关对策。参加课程的部分学生向讲师连连提问“老师你也是女权(女权主义者)吗?”,显露出性别歧视认知。也有学生坦言“我不知道‘屁眼虫(贬低性少数者的说法)’是什么意思,只是朋友们用我就用了”。中心一位相关人士表示:“我们在开展让学生亲自听到仇恨言论并用摄像机拍摄其反应的体验活动”,“像‘营养餐虫’这样的说法,就是要让青少年认识到他们自身也成为仇恨言论的对象,并给他们转变有关仇恨认知的机会。”
偏见、仇恨、歧视是我们社会作为一个共同体持续存续的巨大障碍。尤其这些可能引发仇恨犯罪等,会伴随巨大的社会成本。但有观点指出,各种仇恨与歧视现象归根结底并非局限于个人的问题,而必然源自社会的结构性现象,因此必须尽快制定法律和制度,并强化相关教育。
◇何为仇恨言论……需要“指南”=仇恨言论始于偏见。贬低特定群体的玩笑、缺乏理解的言论等被集体强化,进而固化为仇恨言论。仇恨言论一旦扩散,就会在政治、经济、社会领域演变为歧视行为,最终表现为仇恨犯罪。主张为消除这种“仇恨金字塔”须立即进行政治和社会规制的声音日益强烈。淑明女子大学法学系教授洪成秀表示:“最重要的是讨论仇恨言论为何不好、为何成为问题、与其他恶劣言辞如何区分”,“(在讨论基础上)应在学校、公司、广播、政治等公共性强的领域或权力运作的组织中制定不容忍仇恨言论的指南,把仇恨言论逼入死角。”
据国家人权委员会去年发布的研究调查,中小学教师、大学职员、中央和地方政府公务员、记者等群体中,90%以上认可制定仇恨言论指南的必要性。他们认为,在大多数人未接受过仇恨言论相关教育的情况下,指南可成为应对问题的标准。
也有人指出,有必要在学校现场针对无意识使用仇恨言论的中小学生强化人权教育。啊哈首尔市立青少年性文化中心企划合作组组长李有情解释称:“重要的是让青少年通过敞开心怀交谈的过程,体会到还存在不同意见。”中央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申光荣也强调:“由于教育本身以升学考试为中心,作为共同体成员共同生活所需的伦理意识明显偏低”,“应开展不论男女、出身地区、肤色都受到同等对待并被认可为社会成员的公民教育。”
不过,这类教育及指南没有强制力,在阻止仇恨与歧视方面存在局限。韩国两性平等教育振兴院面向教师制作并分发了在小学教室指导学生性别歧视和仇恨言论言行的方法,但连分发到全国多少所学校的现状都未能掌握。因为要由各个教师自行从网上下载指导方法使用。
◇须超越个人道德,建立社会规制=这也正是要求制定“禁止歧视法”以提高规制效果的呼声高涨的原因。禁止歧视法是指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的所有领域禁止并预防以性别、年龄、种族等为由的无合理理由的歧视,并救济因不合理歧视造成的损害的法律。
曾在卢武铉政府时期参与禁止歧视法制定过程的全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薛东勋主张:“围绕废除户主制曾进行了长期到令人厌烦的争论,但户主制废除后,连反对的人也适应了新制度并改变了想法”,“要形成一旦受到歧视就立刻作出反应的文化,就必须建立制度。不能只从道德视角来看待。”
禁止歧视法制定联盟共同执行委员长米柳强调:“仇恨与歧视问题无法绕过禁止歧视法的制定来解决”,“只有制定禁止歧视法,才能谈什么是歧视、什么不是歧视。”首尔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德镇也提出:“应从决定整个社会共享的原则而非针对特定群体的政策这一角度切入。”
美国、欧洲、日本等早于韩国引入并实施了禁止仇恨与歧视的法律。即使在重视表达自由的美国,也立法规定对以种族、肤色、宗教、出身国为由的歧视行为处以罚金或最高1年有期徒刑。在联邦层面,每年还公布因种族、宗教、性取向、出身国、残疾等偏见引发的仇恨犯罪统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