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载于《财富韩国》2019年2月刊。
随着IT企业支配力增强,包括沃伦·巴菲特在内的一些全球最成功的投资者正在重新审视自己的投资原则。本文介绍他们在“不适应就被淘汰”的市场环境中如何应对。BY Adam Seessel
在奥马哈举行的2018年伯克希尔·哈撒韦(BERKSHIRE HATHAWAY)年度股东大会上,价值投资大师沃伦·巴菲特发表了一番言论——若出自他人之口,恐会掀起轩然大波。
巴菲特在近70年前开始投资。他主要投资于股价低于资产清算价值的企业(那些失去活力的老旧公司)。这也是他得以拥有新英格兰一家破旧纺织厂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背景。这家企业日后成为他建立的“投资王国”的基石。此后巴菲特把重点放在收益率良好的品牌企业,以及虽然乏味但能带来大量可再投资现金的保险公司上。(可信赖、有名气、令人熟悉的)可口可乐等消费品大企业和Geico等保险公司,是他数十年来偏爱的代表性企业。追随者们在同一时期也遵循着巴菲特的投资原则。
如今他正在向约4万名股东和追随者暗示“必须适应新的现实”:世界正在改变,那些曾被价值投资者傲慢忽视的IT企业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并拥有了巨大的价值。
他表示,“目前按市值计算的前四大企业不需要任何净有形资产”,“它们与为创造利润而需要庞大资本的AT&T、通用汽车、埃克森美孚不同。我们正在转向‘轻资产(Asset-Light)’经济”。巴菲特接着承认,“伯克希尔没有买入谷歌母公司Alphabet的股票是个错误”。他还阐明了自己对从2016年初开始买入的苹果的立场。约500亿美元规模的苹果持股,在巴菲特持有的单一企业中占比最大,是第二位企业(美国银行)的两倍多。
然而在随后的鸡尾酒会上,笔者听到的全是关于保险公司的话题——保险业是传统的价值股,是已进入成熟期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巴菲特称其为“消失在后视镜中”的夕阳产业)。作为资产管理专业人士兼伯克希尔股东,笔者忽然生出这样的念头:这位投资大师究竟何时曾建议人们要看未来而非过去?
投资界近来正在进行一场深刻而重要的争论。这场争论将对资产管理专业人士及其客户双方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一部分人相信巴菲特是对的:我们正在转变为轻资产经济,而价值投资者需要适应并接受这种变化。例如,Markel Corp的汤姆·盖纳(Tom Gayner)和Oakmark Funds的比尔·奈格伦(Bill Nygren)等知名价值投资者,在投资组合中持有最多的正是亚马逊和Alphabet等科技股。这些个股的估值高于市场价值,但他们并不在意(传统价值投资者曾最警惕估值过高的个股)。因为这些企业前景光明,他们认为值得如此。
相反,Greenlight Capital的大卫·艾因霍恩(David Einhorn)和Fairholme的布鲁斯·伯克维茨(Bruce Berkowitz)则押注于巴菲特长期支持的“旧经济企业”。被基金评价机构晨星评为“2000~2010年最佳美国股票基金经理”的伯克维茨,最近10年业绩不佳。原因在于他持有AT&T,尤其是去年秋天宣布破产的西尔斯控股(Sears Holdings)。艾因霍恩的业绩同样令人失望:他持有最多的股票是通用汽车。与此同时,他表示对包括特斯拉、奈飞、亚马逊在内的所谓“泡沫篮子(Bubble Basket)”个股一直保持卖出仓位。
所有价值投资者依然一致认为,价格是价值的主要构成要素。这也是我们被称为“价值投资者”的原因。当前展开的争论在于:驱动价值的要素——在21世纪经济中构成价值的要素——是什么,以及在下一代人时间里推动经济与市场的原动力是什么。
价值投资者追求价值,并专注于与企业价值相符的价格,就这一点而言很容易与其他投资者区分开来。例如,动量投资者只关心价格。无论买入价格多少,只要能以更贵的价格卖出即可,这就是其逻辑。这就是所谓的“更大的傻瓜理论(Greater Fool)”/*译注:以日后会有人以更高价格买入的可能性为依据,来正当化某个价格的理论/的方法。此外还有成长投资(Growth Investing)。这是一种远比当前价格更重视一家企业高速成长前景的投资方法。由于价值投资最重要的是考虑价格相对于内在价值的关系,成长投资者便把价值投资者评价为着眼未来、忍耐当下的“吝啬鬼”。
“价值投资之父”是本杰明·格雷厄姆(Ben Graham)。在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100%由工业股构成的100年前,他创立了价值投资这一概念。那是“有形硬资产(Hard assets)”驱动着阿纳康达铜业(Anaconda Copper)和National Lead等企业、消费者营销刚刚萌芽的年代。1915年当时道指成分股中,勉强算得上消费品企业的只有通用汽车或American Beet Sugar而已。
格雷厄姆1914年以学科第二名的成绩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天资聪颖的他收到了三个学科(哲学、数学、英文学)的教职邀请。但童年贫困的他选择了金融领域。他活跃的那个时代,金融市场被内幕信息提供者、诈骗者和投机者所掌控。而由于囤积United Copper股票的投资者,爆发了“1907年恐慌(Panic of 1907)”/*译注:纽约证券交易所指数相比前一年最高点暴跌达50%,多家银行发生挤兑/。当时已成寡妇的格雷厄姆母亲甚至损失了全部存款。他厌恶那种投机,但被股票的积极面所吸引。他按照股票的本来目的(可以部分拥有一家企业)来接受它。
学者气质与现实需求推动着格雷厄姆。他开始探索以可预测且系统化的方法通过股票赚钱。作为答案,他开始关注企业的财务报表以及其中包含的有形资产。格雷厄姆认识到,股票会随“市场的乖戾”出现短期涨跌,但企业的有形资产——锻造与铸造工厂、已生产产品的库存等——却具有坚实而明确的价值。于是他开始以精确的数学方式计算这一价值。他问自己:清算资产偿还负债之后,企业还会剩下多少价值?有时清算真的会发生(这种情况下,投资者什么也拿不到)。但有时则能获得格雷厄姆通过理论演练所确立的“安全边际(Margin of Safety)”/*译注:公司倒闭清算时,偿还债务后投资者个人可获得的最低金额/。他通过这一实验判断,买入股票时可以确保“安全边际”。
他发现,将价值量化后与股价并列比较,就能理解市场。此后“有价证券分析”与“价值投资”概念相继诞生。
价值投资自创始之初就专注于企业的定量与有形层面。格雷厄姆是生活在抽象概念中的知识分子,因此对企业制造的产品兴趣不大。格雷厄姆的学生之一欧文·卡恩(Irving Kahn)曾对巴菲特的传记作家罗杰·洛温斯坦(Roger Lowenstein)说,“如果有人开始向格雷厄姆讲述企业实际经营的业务,他会感到厌烦并望向窗外”。着眼清算价值的格雷厄姆倾向于收购乏味且完全失去活力的企业(后来以著名的“烟蒂”投资闻名,即捡起最终要丢掉但还能再吸上几口的烟蒂)。沃尔特·施洛斯(Walter Schloss)曾向格雷厄姆推荐Haloid——这家企业拥有日后成为施乐复印机的有前景技术权利(他曾在格雷厄姆手下担任分析师,后来靠自己成为传奇价值投资者)。格雷厄姆是否望向了窗外没有记录,但他回答说,“我不会投Haloid”。
他说,“沃尔特,那家企业还不够便宜”。
格雷厄姆的学生中有一位来自奥马哈的年轻人。生于大萧条时期的他,在战后乐观的经济扩张期长大成人。沃伦·巴菲特少年时期研究股票图表和其他技术指标,努力理解股票市场。而当他接触到格雷厄姆的著作时,他说自己像“前往大马士革的保罗”/*译注:保罗为抓捕信耶稣的人,从耶路撒冷前往大马士革途中,天上突然降下强光使他失明倒地。此后他成为传扬耶稣之道的人/一样发生了思想的转变。巴菲特为接受当时在哥伦比亚大学讲课的格雷厄姆的指导而东行就读商学院。毕业后他曾在格雷厄姆的公司短暂工作。但作为典型的中部(内布拉斯加)出身者,巴菲特很快离开纽约,回到了自己热爱的故乡。
创立公司/*译注:巴菲特在25岁的1956年成立了名为Buffett Partnership, Ltd的公司/并研究1950年代中期经济的巴菲特发现,当时的股票市场与格雷厄姆年轻时经历的体系完全不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虽仍以工业股为中心,但宝洁(Procter & Gamble)、Sears Roebuck、General Foods等消费品企业也已纳入其中。它们与制造业企业根本不同:企业价值的主要要素与有形资产关系不大。相反,企业品牌更为重要(消费者对Ivory香皂和Jell-O果冻等品牌产生忠诚感与熟悉感)。大众营销激发并进一步强化了消费者与企业的纽带关系。因此企业得以把相对平凡的产品卖得更贵。
让这些企业成功的首要功臣是全国电视广播的出现(文化同质性因全国电视广播而形成,此后进一步强化)。市场领先品牌与制造业企业非常不同,但以同样高效的方式利用了“规模经济”。拥有压倒性市场份额的啤酒、洗发水或可乐品牌,能够比竞争对手在三大主要电视台投放更多广告,但相对销售额的宣传费用却比竞争对手更少。垄断品牌进入良性循环,而相对弱势的品牌则陷入恶性循环。百威这样的品牌越来越强,而曾在新英格兰位居第一的Narragansett啤酒等地区品牌强者,则缓慢但确实地被挤出了市场。
在合伙人查理·芒格(Charlie Munger)的帮助下,巴菲特得以研究并深入理解这种“生态系统”——当时连生态系统这个词本身都还不存在。此后数十年间,两人接连投资品牌企业以及成为这些企业助力的全国电视台与广告代理公司,获得了丰厚收益。如果说“烟蒂”投资是格雷厄姆的代表性投资方式,那么巴菲特则发现可以在别处赚到大钱。他在1967年说,“我把自己主要归类为定量(quantitative)分析学派。但考虑到过去几年我所拥有的真正突破性的想法,我更接近定性(qualitative)分析学派。在那里我培养出了‘寻找有可能创造收益的企业的洞察力’。那正是让‘收银机不停地数钱’的方法”。
大约在那时,位于马萨诸塞州埃塞克斯(Essex)的资产管理公司East Coast Asset Management的CEO克里斯·贝格(Chris Begg)提出了“价值投资2.0”这一概念:发掘优质企业并以合理价格投资的方式。在这种投资法中,安全边际不在于有形资产,而在于企业自身的可持续性。这一概念的核心是“寻找有可能创造收益的企业的
洞察力”。其中隐含的假设是:如果一家企业的市场支配力很大且未来也稳定,那么以当前利润为基准确定的股价倍数不仅会维持现有水平,还会进一步扩大。在当时,这种洞察力堪称革命性,但对巴菲特而言那只是理所当然的数学概念:未来收益越有保障,今天就越可以支付更高的价格。
巴菲特数十年来回避科技股的原因正在于此。IT企业固然在成长,但对未来的确信不足。市场状况变化太快,资产价格的过热(Boom)总是伴随着泡沫破裂(Bust)。在这种变化的正中央,谁能拥有“寻找优质企业的洞察力”?巴菲特1967年曾提到一种不为人知的波兰甲虫,说“我对半导体和集成电路的了解,跟我对那种虫子(chrzaszcz)交配习性的了解一样少”。30年后他还曾给建议他关注微软的朋友写信。巴菲特写道,“这家公司看起来长期保持了稳定增长。但要衡量未来20年我对这家企业的确信度是80%还是55%,那是愚蠢的事”。
尽管如此,苹果如今已成为巴菲特最大的投资企业。实际上,苹果的占比是巴菲特第二大持仓、旧经济(old-economy)代表企业美国银行的两倍以上。
原因是什么?改变的不是巴菲特,而是世界。
而且变化非常突然:10年前,全球市值前四大企业是埃克森美孚(Exxon Mobil)、中国石油(PetroChina)、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Gazprom),即3家能源公司和1家制造企业。如今全部是IT企业(苹果、亚马逊、微软、Alphabet)。但它们的运营方式与半导体或集成电路企业那类IT企业不同。事实上,这些企业与长期支配战后市场的消费品企业有许多共同点。其产品与服务深深扎根于数十亿人的日常生活。得益于每天被使用这一点以及长久以来的人类习惯,这种紧密关系会随时间推移而进一步强化。
在接受CNBC采访说明投资苹果背景时,巴菲特回忆说,自己带曾孙们和他们的朋友去Dairy Queen/*译注:快餐连锁店,母公司为伯克希尔·哈撒韦/期间,想到了买入苹果股票。理由是当时孩子们过于沉迷iPhone,甚至很难弄清他们想要什么冰淇淋。
巴菲特在去年的年度股东大会上表示,“因为苹果是科技股,所以我完全没有买过”,“但因为我看到了苹果所构建的生态系统价值以及那个生态系统能够多么长久地持续下去,所以投资了苹果”。
如果说二战后消费品品牌实现了“规模经济”,那么21世纪初期就是所谓数字平台的时代。与此前的品牌企业一样,数字平台也拥有符合长期价值投资的持久性与可能性。专门研究创新的学者卡洛塔·佩雷斯(Carlota Perez)在一篇文章中解释说,“在西方文明中,至少出现过五次新技术,并发生了投机狂热、进而泡沫破裂的循环。而在根本性的体质改善之后,便长期稳定下来”。我们经历了高新技术的出现、狂热的互联网繁荣期以及泡沫破裂。而现在我们已进入《没有资本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合著者乔纳森·哈斯克尔(Jonathan Haskel)与斯蒂安·韦斯特莱克(Stian Westlake)所命名的“沉淀(Bedding-In)”阶段。
与品牌企业不同,数字企业常常享有“网络效应”的好处:由于消费者倾向于使用单一平台,意味着偏爱特定商品的消费者心理的“消费者偏好(Consumer Preference)”与平台价值都被进一步强化。正因如此,平台企业不断侵蚀消费品大企业的市场份额。而与它们一样,软件企业也常常呈现“赢家独吃”或“赢家多吃”结构的特征。此外,它们的成长几乎不需要甚至完全不需要资本。这两点结合起来,就是你将要经历的“价值投资3.0”。这是一种颠覆性的、全新且拥有巨大价值的商业模式。
Oakmark的基金经理奈格伦解释说,“过去为实现‘规模经济’需要庞大的资本”,“但平台企业只要开发出代码,按一下‘发送’按钮就行了”(Oakmark基金持有最多的是Alphabet)。
与此前的品牌企业一样,平台企业正把巨额现金流明智地再投资于核心业务,以及全新的平台业务。来看看笔者的基金持有的Alphabet:Alphabet起步于传统的双边市场——搜索业务。寻找商品与服务的消费者与想要接近他们的广告主相遇。谷歌凭借优越的搜索算法,从创业初期就占据优势。而随着“google”一词在日常生活中被用作动词,谷歌掌握了整个移动搜索市场的95%。
谷歌每天两次更新自有算法,以维持优越的搜索能力。另一方面,由于这种轻资产平台产生的现金流极为充沛,母公司Alphabet有能力每年在研发上投入200亿美元。这一金额甚至超过可口可乐与美国运通年度营业利润之和。这些现金不仅投入核心业务,也投入YouTube(用户生成的视频内容)、安卓(智能手机操作系统)以及Waymo(无人驾驶汽车)等早期阶段平台。新业务中目前没有一个马上赚大钱的,但很快可能做到。它们正获得谷歌搜索平台的全力资金支持。过去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索斯曾对一位同事说,“把谷歌想成一座山。你可以爬上那座山,但绝对无法移动它”——这一点毫不令人意外。
另一方面,贝索斯正在建立属于自己的一两座山。作为电子商务的垄断性先行者,他构建了仓库网络与物流设施。借此可在两天内向1亿名以上的Prime付费会员配送快递。而他决定把亚马逊的利润再投资于各种形态的业务:贝索斯正在推进▲为顾客提供低廉费用▲Prime Video等附加服务▲Amazon Web Services——为下一代数字创业公司提供必需的、服务化的网络托管环境——等全新业务。尽管在美国专注零售商业已超过20年,亚马逊的核心零售业务市场份额仍停留在5%左右。当前亚马逊的股价或许被高估了。但就其构建了顾客极高忠诚度与低成本供应商地位这一“双重护城河”而言,亚马逊价值巨大这一点毫无争议。
平台企业目前正创造数十亿美元的价值。同时,它们正在摧毁巴菲特曾理解并从中获利的战后生态系统。经济的所有部门目前都处于危机之中。因此投资者应积极看待“价值投资3.0”,并重新审视自己基于“价值投资2.0”的投资组合中的脆弱部分。
零售业面临的部分风险是明确的(愿西尔斯百货安息!)。更重要的事实是,所谓“媒体与消费品的蜜月关系”正缓慢但确实地走向终结。20年前,知名品牌可以利用全国电视广播接触数百万美国人——他们同时收看《老友记(Friends)》和《成长的烦恼(Home Improvement)》之类的情景喜剧。而此后专门化的有线电视台出现了。它们把全国广播(Broadcasting)变成了窄播(Narrowcasting),进而变成了单人播送(Monocasting)。如今谷歌和Facebook能够以个人为目标投放广告。这意味着仅30年间,我们周围的环境就从全国广播迅速转变为窄播,再到单人播送。
其结果是电视生态系统的网络效应整体上正在减弱。这一现象不仅预示着传统媒体企业的危机,也预示着在其中成长起来的所有品牌的危机。在美国人口中占比最大的千禧一代正在远离以广告为基础的电视和知名品牌。另一方面,亚马逊和其他互联网零售商正提供“价格透明”与“极其便利的选择”。此外,随着美国人对健康的关注增多、更多地购买本地产品,偏好小众品牌的现象也开始出现。就连一度走向衰落的Narragansett啤酒也在恢复人气。在销售增长、定价权,尤其是这些品牌曾对我们施加的影响力等一切都变得不确定的情况下,下面这个问题就变得恰当了:消费品“特许经营”企业的合理价值究竟是多少?
显然,部分数字创新故事被夸大了。加密货币真能取代银行体系吗?可能性很小。大卫·艾因霍恩对特斯拉和奈飞的卖出仓位也许是对的。原因并非这些个股昂贵,而是竞争日益激烈。自动驾驶汽车也是如此。故事吵得很响,却还没有真正切身感受到。但15年内许多事情都可能改变。请在谷歌上检索并比较“1900年与1913年纽约市复活节游行”的景象。1910年的照片中几乎100%出现马拉的马车,而仅3年后的1913年,几乎100%都是没有马的交通工具,即汽车。当无人驾驶汽车普及后,汽车产业会发生什么?而汽车保险业——这是投资者在鸡尾酒会上乐于当作话题的资本密集型商品业务——又会发生什么?
长期投资者需要深思这些变化。同时不要对抗变化,而应顺应变化重组投资组合。持有亚马逊与Alphabet的Markel基金经理盖纳强调说,“达尔文的适者生存论常被误解。最终存活下来的不只是最适合的企业,而是最能适应变化的企业”。
#本文作者亚当·西塞尔(Adam Seessel)1991年获得美国权威的乔治·波尔克新闻奖(George Polk Award)。他是Gravity Capital Management的创始人兼CEO。他的基金持有本文中提及的部分企业的股票。
▲催生价值投资的主角们
他们的名字作为永恒的“知识遗产”留存至今:本杰明·格雷厄姆与沃伦·巴菲特相隔一代Teoul出生。他们开发并普及了金融界最具影响力、最持久的概念之一——“价值投资”的原则。
格雷厄姆在美国经济以制造业为中心的时期活跃于华尔街。他设计出判断企业价值与投资“稳定性”的系统化方法,主要以工厂和生产库存等企业有形资产为基准。格雷厄姆的著作中,尤其是与大卫·多德(David Dodd)合著的《聪明的投资者(The Intelligent Investor,1949年出版)》对数十位年轻投资者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商学院听过格雷厄姆课程、并在他的公司短暂工作过的巴菲特也是其中一人。巴菲特把格雷厄姆的洞察进一步发展,使之契合大众营销时代。他认为品牌与顾客忠诚度本身就是能为投资者带来巨额收益的资产。凭借在伯克希尔·哈撒韦取得的耀眼收益率与朴实的人格魅力,巴菲特自己也得以成为一个品牌。-Matt Heimer
▲价值投资3.0法则:沃伦·巴菲特的许多价值投资原则在技术主导的经济变化中同样适用。以下介绍应该做的事和不应该做的事。
-应该做的事
■始终寻找拥有确切竞争优势的企业。如果你无法向配偶说明某家企业作为能带来长期收益的投资对象有何特别之处,那就说明这家企业不是长期收益标的。亚马逊掌控着电子商务市场。谷歌拥有搜索业务。笔者的基金持有的宣伟(Sherwin Williams)支配着涂料零售市场。为了在下一代人时间里获取巨额利润,企业需要具备怎样的竞争力?
■发掘目前市场份额虽低、但拥有可触及的巨大市场与压倒性竞争优势的企业。这一方法是沃伦·巴菲特应用于Geico——这家一度是小型汽车保险公司的企业没有向销售代理支付手续费,而是向消费者直销——的成功诀窍。这些特征可以在外卖市场的先行者GrubHub(左图)身上发现(笔者的基金也持有这家企业的股票)。这家企业在同行业中市场份额第一。但若考虑美国每年消费的餐厅餐食总量,其份额仍不到1%。当然还有需要进一步确认的事项:消费者是否会继续远离餐厅外出就餐,以及优步和亚马逊是否会试图抢走GrubHub的业务。
-不应该做的事
■正如巴菲特所说,不要把成长的产业与盈利良好的产业混为一谈。讲一个2000年代真实发生的、颇有教益的故事:正是互联网电话服务领域的先驱Vonage的案例。这家企业的业务在10年间爆发式增长。但竞争者也是如此。于是所有相关企业的利润骤减。结果(一如常见的那样)消费者成了最大赢家。Vonage的股价从未恢复到17美元的发行价。
■尽可能回避已过鼎盛期的企业。即使能以相对当前利润或账面价值的低价买入也一样。因为长期来看,核心业务表现优先于价格。案例1:西尔斯控股在去年秋天宣布破产之前,价格一直看起来很便宜。而如今仍然可以用非常便宜的价格买到一点西尔斯的未来(撰写本文时股价为36美分)。
▲值得关注的产业与需要警惕的产业:一些产业处于最佳位置,既能受益于“价值投资3.0”的核心要素(网络效应与无需密集资本的成长),又能受益于更多传统优势(广泛的竞争优势)。以下介绍当下应该关注的部分产业与需要小心的产业。
-有吸引力的产业
平台技术:很难想象Alphabet的子公司谷歌会失去其95%的移动搜索市场份额。目前互联网广告只占全球营销支出的30%。因此谷歌仍有成长空间。同样,亚马逊在美国零售支出中的份额也仅为5%。得益于密集的物流网与极其便利的客户界面,亚马逊拥有强大的竞争优势。
-航空航天:强大的数字平台似乎将占领所有产业。但大部分业务仍在现实世界而非互联网空间中持续进行,这也是事实。以航空航天产业为例:这一产业在过去50年间以每年5%的速度成长,远超全球GDP增长率。但世界人口的80%还从未乘坐过飞机。此外,航空航天企业倾向于以双强体制或寡头状态支配市场。这些都是保障强劲经济成果的复合要素。制造业大企业霍尼韦尔(Honeywell)与联合技术(United Technologies,宇航服制造商,左图)都专注于航空航天业务,某种程度上是理所当然的事。
-前景不明的产业
汽车:首先,这一资本密集型产业面临危机。因为它受经济周期影响,且生产没有差异性的产品。当无人驾驶汽车成为现实,共享出行服务也会很快普及。一旦这种情况发生,需要汽车的场合将减少。固定成本上升同时产量下降。小心下跌!
保险:这是另一个已丧失竞争力的周期敏感型产业。除资本之外没有特别的进入门槛,事实上任何人都能进入。保险业的自有资本收益率(Returns On Equity)在过去30年呈结构性下滑。尤其是个人保险部门面临危机。自家公司伯克希尔·哈撒韦投资保险企业的沃伦·巴菲特也承认,自动驾驶汽车有可能大幅压低汽车保险费。保险费一旦降低,这一行业在未来30年内也可能在“有用性”层面像汽车产业一样走向衰落。
翻译 朴正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