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载于《财富韩国》2019年2月号。
▶提高工资(真的应该这么做吗?)
如果低薪岗位最大的问题在于工资无法维持生计,那么解决办法自然就是强制上调工资。芝加哥、奥克兰、西雅图等多个地方政府实际上正在这样做。亚马逊的诞生地西雅图计划到2021年将最低工资提高到15美元,远高于联邦政府每小时7.25美元的最低工资标准。一些饱受人力短缺困扰的企业也选择了同样的路径。去年10月,亚马逊宣布将把全国员工的最低时薪提高到15美元。拥有130万名员工的沃尔玛最低时薪自2015年以来已上调三次,目前为11美元。零售企业塔吉特也宣布到2020年将最低时薪提高到15美元。
那么,这真的对劳动者有帮助吗?现实并不简单。去年秋季发布的多项相关研究结果相互矛盾。在加利福尼亚州,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团队以餐饮业为对象开展研究。2008年最低工资逐步上调至每小时8美元后,快餐连锁店店员的收入上涨超过10%,而就业率却下降了约12%。2017年最低工资提高到10.50美元时,收入上升20%,但就业又额外下降10%。华盛顿大学2018年初的研究显示,西雅图两阶段最低工资上调的最终效果是工作时间缩短,由此低薪劳动者的收入每月减少了125美元,造成的损失大于第二次上调带来的增幅。相反,以美国7个最低工资较高的城市为对象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显示,最低工资上升对工资产生了积极效果,同时对就业几乎没有影响。
可以确定的是,工资上涨会让企业对自动化更感兴趣。塔吉特、药店连锁CVS、百货连锁Kohl's等正在增加自助收银台。有报道称沃尔玛正在测试地面清洁机器人。这家零售商在去年年末旺季还打破了此前招募临时人力的惯例。尽管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但工资上涨也可能像这样成为劳动者的双刃剑。BY PHIL WAHBA
▶试验基本收入的效果
芝加哥市议会民主党籍连任议员阿梅亚·帕瓦尔(Ameya Pawar,38岁)拥有威胁与应对管理专业的硕士学位。性格诙谐的帕瓦尔正把自己的专业用于一个独特的方向。他最近参选市财政长官,承诺用一种老办法来解决贫困问题:无条件现金发放。帕瓦尔打算试验向1000户贫困家庭每月发放500美元的基本收入。
帕瓦尔表示,目前他10.8万美元年薪中的80%用于子女养育费和偿还余额超过20万美元的助学贷款。他说自己的想法来自几十年前共和党制定的一项政策。
“其实在美国,面向全体居民的基本收入早在1977年就出现了。那就是共和党设立的阿拉斯加永久基金(Alaska Permanent Fund)。”帕瓦尔说。目前规模约650亿美元的该基金,作为鼓励在阿拉斯加居住的激励,每年向所有居民发放石油销售分红(约1000美元)。他的计划是通过从密歇根湖取水并供应郊区的芝加哥市自来水事业,设立类似的基金。“认为某些人比其他人更该得到帮助,这种想法正是美国政界的道德病症。我想打破把人分为该得的人和不值得的人的思维方式。我们所有人都有权分享美国的承诺。”
创业孵化机构Y Combinator也在试验基本收入。该项目与密歇根大学共同推进,经过数次延期,预计今年夏季启动。基本收入的反对者提出了“还需要更多研究”这一老套反驳。帕瓦尔对此表示同意,但也指出了一点:“研究的焦点不该是‘是否有作弊行为’或‘是否撒谎’。”他补充说,“应把焦点放在‘强化家庭纽带、构建顺畅的社会流动性、钱是否有用’上。自60年代的‘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之后,再没有出现过大型政策。原因就在于太过执着于解决或预防。”
如果当选,帕瓦尔计划向当选众议员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等人征询投资(及回收)建议。他还打算请克利夫兰、底特律、密尔沃基等地的财政长官一同参与基本收入试验,并将其打造成全国性模式。令人意外的是,帕瓦尔最大的支持者中也包括富裕的上层阶层。他指出,“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财富是社会运行方式带来的”,“但太多的人被排斥在这一体系之外”。By Richard Morgan
▶个人观点:蒂姆·斯科特(Tim Scott,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参议员)
我在单亲母亲的抚养下长大。作为我最大的支持者和坚实依靠,母亲为了保住家人的栖身之所,每天做16小时护理助理的工作。我高中时有四门课不及格,差点无法毕业。我亲身体验了人们所说的美国“工作贫困阶层”。
必须为像我小时候那样在贫困中长大的孩子们打开机会之门。我提出的“机会区(Opportunity Zones)”法案,目标是让经济上未开发地区的居民充分实现自身潜力。构想是对这些地区的投资和慈善活动的资本所得税予以递延,从而带动就业创造和经济增长。
▶纽约的华丽夜晚,账单却越堆越高……:两个孩子的母亲卡米克·陈(Kamik Chin)仅靠本职的医疗费账单管理工作难以维持生计,于是开始开优步。
我每天白天应对哭闹的孩子和愤怒的家长,到了夜里则应对醉汉和难缠的客人。每年年薪都会上涨,但过去两年是例外。两个孩子每天都在长大,开销不断增加。尽管如此,我的收入(约4.25万美元)却原地不动。周末孩子们回家,可我通宵工作,白天只能睡觉。之后起来给孩子们做饭、洗澡,再把他们送回父亲家。我喜欢现在的工作,但我想找一份不需要再做上午9点到下午5点副业的工作。-AS TOLD TO ARIC JENKINS
▶让政治人物的年薪与选民收入挂钩
2013年竞选时,纽约市长比尔·白思豪(Bill De Blasio)把自己宣传为对抗工资不平等的战士。但他上任后将年薪上调15%,至25.875万美元。立场明确偏进步的市议会也随之将年薪大幅提高32%,至14.85万美元。市议会年薪的3.6万美元增幅,甚至高于纽约市人均个人收入。但事情并未就此结束。给自己钱包加码的市长和市议会,去年还为吸引亚马逊总部(其所有者是世界头号富豪杰夫·贝索斯)承诺了30亿美元补贴。
与他们形成对照的是低年薪的州议会议员。44个州议会向议员支付的年薪远低于本州家庭收入中位数(新罕布什尔州议员的年薪仅为100美元)。这意味着不是富人就当不上州议员。具备经济实力的州议员会一步步升至更高职位。2014年,密苏里大学政治学教授佩弗里尔·斯夸尔(Peverill Squire)分析了1619年以来美国议员的年薪走势,结论是让民选公职人员与公众利益保持一致的最好办法,就是让州议会议员的年薪与该州家庭收入中位数一致。去年他还发现,美国州议会议员的年薪为3.2611万美元,远低于家庭收入中位数5.9039万美元。
斯夸尔指出,“选民认为降低议员年薪能节省预算。但一味的低年薪实际上可能进一步强化富人的支配。他们倾向于照顾自身利益,并制定忽视甚至伤害弱势者的法律。”他补充说,“年薪浮动制可以让州议员和市议员对与自己处境相似的人产生共鸣,也就更有可能为普通市民立法。”
另一方面,在40%议员都是百万富翁的国会,包括当选议员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在内的4名进步派议员承诺给实习生15美元时薪,开始“亲身实践”。在这方面其实共和党更领先。专注实习生问题的非政府组织“Pay Our Interns”2017年的调查显示,共和党参议员中有51%向实习生支付报酬,而民主党参议员这一比例仅为31%。公平工资的另一个堡垒是亚拉巴马州。2015年,亚拉巴马成为美国各州中首个(也是唯一)引入州议员年薪与家庭收入中位数挂钩制度的州。
▶煤炭地带的未来:一个依赖单一产业的小镇的困境。
在斯科特·舒普(Scott Shoupe)度过童年的年代,肯塔基州哈泽德(Hazard)的游乐场和街道人潮涌动,还有乡村俱乐部和高尔夫球场。
哈泽德位于列克星敦(Lexington)东南约193公里处、肯塔基州煤炭地带的中心。然而如今这个人口5000人的哈泽德只剩下昔日荣光的残迹。舒普说,“现在连核心商圈都没有了。”这位第四代矿工目前在一家名为社区经济开发山区联盟(Mountain Association for Community Economic Development,MACED)的地区经济开发机构工作。他感叹说,“空置太久的房子正在倒塌”,“镇上没有工作。”
哈泽德所属的佩里县(Perry County)目前人口约2.9万人,比上世纪50年代初的5万人大幅减少。全部人口中27.4%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MACED会长彼得·希勒(Peter Hille)说,“2012年是分水岭。”因为天然气价格低于煤炭价格后,肯塔基东部大量与矿业相关的岗位消失。希勒回忆当时说,矿业从业人数“在一眨眼之间”减少了一半。整个地区的失业率多年来一直停留在10%以上。如今该地区最大的雇主是当地医院连锁和康复中心、UPS物流分拣中心、呼叫中心等。舒普对目前16~20美元的时薪感到满意。“但这和当矿工时不一样。”当时他的收入几乎是现在的两倍。
地区经济结构的多元化是个艰难课题。但哈泽德的居民仍在努力。
另一位居民乔伊·麦肯尼(Joey McKenney)于2017年创办Appalachian Apparel,自行设计并制造服装。最近他在主街开设门店,希望成为衰败市中心复兴的信号。
人们劝他说,煤炭产业已走向没落,很难成功,但麦肯尼没有退缩,他说“这里也有拒绝放弃的人”。-P.W.
▶个人观点:查克·罗宾斯(Chuck Robbins,思科CEO)
最贫困阶层和全职劳动者有一个同样的需求:必须按各自条件解决的住房。可负担住房供给危机正在全美蔓延。领取最低工资的全职劳动者,在美国任何一个州、大城市或郡都无法置备一套朴素的两居室居住空间。硅谷可购买住房的短缺同样严重。住房已不只是流浪者的问题,也成为低收入和中等收入阶层的迫切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思科启动了名为“目的地:家(Destination: Home)”的五年项目,向加利福尼亚州圣克拉拉县发行的“可负担住房债券”投入5000万美元,补强公共资金。计划借此更快地建成能够为无房者提供支撑的住房。-As told to J.V.
▶效仿丹麦的解决方案
回想一下2015年的大选。有人也许还记得丹麦获得意外关注的那一刻。民主党初选候选人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盛赞丹麦政府为“劳动者”取得的“成就”,希拉里·克林顿随即反驳说:“我们不是丹麦。”
美国当然不是丹麦。但考虑到美国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贫困率排名第4的现实,参考发达国家中贫困率最低的丹麦也可以是一种办法。高税率、高福利的“综合型(comprehensive)福利国家”制度显然对消除贫困有效。而丹麦并非只向最贫困阶层提供支援。经合组织高级政策分析师迈克尔·福斯特(Michael Forster)说,“中产阶层也享受到好处。”实际上,丹麦在经合组织国家中向劳动年龄人口提供的福利最多。
具体来看,在丹麦,有15岁以下子女的家庭中98%获得财政支援,而这只是开始。中产阶层不仅可以免费享受大学学费、医疗保健和职业教育,还享有扎实的育儿费用补助制度。18岁以上独居的学生每月可领取约933美元(即便与父母同住也能领取约145美元)。除此之外,丹麦企业引入了名为“弹性安全(Flexicurity)”的模式。需要裁员时,职业培训和就业支援系统便会启动。丹麦的福利制度更像是从根本上防止国民陷入贫困的安全装置。当然在这方面美国与丹麦不同。但现在也该回头看看美国的“安全网”是否真的足够了。By Claire Zillman
▶进步派的想法:普拉米拉·贾亚帕尔主张所有人都应为劳动者付出更多努力。
无数经济学家和专家以低失业率和GDP增长率为依据,主张“美国经济正在稳健增长”,以此谋求白宫的一个职位。但890万边做全职工作边过着贫困生活的美国人,显然不会同意经济景气的说法。连购买食品和支付房租等基本开支都吃力的40%国民,以及连1000美元应急存款都没有的62%国民,也同样如此。
实际上,在成果的90%归于最顶层1%的结构下,GDP增长没什么意义。而这正是当下的样貌。失业率虽然低,但工资增长率持续低迷,赶不上物
价上涨率。把劳动者的贡献所创造的利润的主角排除在外的经济不是稳健,而是坏掉的经济。这一简单的事实早就该被承认了。
要修复劳动者与雇主之间的失衡关系,国会必须出面。首先应通过提高工资法案(Raise the Wage bill),立即提高4100万劳动者的工资。该法案的核心是将最低工资提高到每小时15美元,并使上调幅度与收入中位数的上升挂钩。在政府袖手旁观期间,最低工资的实际价值已持续下降数十年。考虑物价上涨率,目前的最低工资比创下最高值的1968年低了25%。值得关注的是,如果最低工资随物价上涨率上调,非洲裔美国人和拉美裔的贫困率将下降近20%。
第二,最近在经营界,把利益更多分配给股东而非员工的倾向正在扩散。国会必须根除这一问题,才能恢复企业利润与工资之间的联系。在美国证券委员会(SEC)1982年放宽企业回购自家股票的规制之前,标普500企业仅将利润的2%用于回购自家股票。如今标普500企业59%的利润被用于回购。国会应立即制定劳动报偿法案(Reward Work bill)。这样可以中止公开市场的自家股票回购,把数十亿美元的利润用于提高工资,劳动者也可以要求获得自己创造的价值中应有的一份。
美国国民也在提出这一要求。上次选举中,无论是亲共和党还是亲民主党的地区,站出来代表民意的参选者的多样性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高。这是新的历史潮流的出现。国民并不只是想要白拿好处,他们只是想要公平竞争的环境和平等的机会。目前民主党仅在众议院取得过半席位。尽管如此,现在也该提出大胆的愿景,并对抗阻挡所有人共同前进的企业利益。
接下来的文章中,让我们听听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保守派的想法:马可·卢比奥(Marco Rubio)相信企业和政府都可以改善。
美国政界和金融界长期以来一直向劳动者提供错误的选项:是要为少数人的经济增长之后再获得再分配,还是要为少数人的经济增长且没有再分配?这两个选项都没能创造出让普通国民靠自己的力量养家的经济环境。现在应该给他们提供另一个选项。
我的父母作为移民来到美国,过上了堪称实现美国梦的生活。但如今25~34岁男性中年收入不到3万美元的比例,与我出生的上世纪70年代相比几乎翻了一倍。像我父亲一样,他们大多只有高中学历。另一方面,我的母亲几乎一生都在做家政工作,这一职业的年收入中位数还不到2.3万美元。
每当岗位被外包或消失,仅凭取得学位或接受再培训无法解决问题。因为劳动者不是机器。也就是说,无法把他们拆解、升级、重新组装,再送到地球另一端需求增加的国家。他们是必须支付房租的家庭中的母亲或父亲。他们有在学校和体育队里结交朋友的年幼子女、祖父母,或住在附近的亲戚。在生活中,稳定性与工资同样重要。
为工作贫困阶层的家计稳定而由政府发放补助,也不能成为解决方案。劳动是创造价值的活动。在衣服脏了、双脚酸痛地结束一天工作之后领到的工资,与人类的基本需求——目的感——有着深刻关联。
好岗位带来的安全感,只有当国民在成长、创新、投资的生产性企业工作时才可能产生。目前美国社会尚未就“为什么难以更多创造稳定的高薪岗位”达成共识。形成这一共识的过程才刚刚开始,但有几个明确的一般性目标:▲增加企业对产品和研发的投资而非金融工程;▲强化国际贸易体制的均衡,把美国确立为下一代新技术的绝对中心;▲提高社会保险制度的家庭友好性。其中有些并不一定需要政府出面,但我提出的几项政策会有帮助。首先要通过把“资本支出即时抵扣”扩大到超过2017年税制的战略,直接应对中国的“中国制造2025”产业战略。此外还要在联邦层面将带薪育儿假法制化,并扩大与儿童相关的税收优惠。我今后也将为此努力。
没有生产性企业,就没有美国劳动者的经济未来。为了打造一个能在21世纪的美国毫不停顿地创造商品和岗位的经济,政治人物和企业都该撸起袖子了。
▶我们问了经济学家:复活美国梦的方法是什么?BY ERIKA FRY
-詹姆斯·齐利亚克(James Ziliak),肯塔基大学经济学系教授:齐利亚克首先提到的是养育。近年来育儿费用急剧上升,涨得更多的只有高等教育费用。自付养育费平均占收入的16%,最高达25%。这是美国劳动参与率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齐利亚克建议改革与养育相关的税收优惠,把申请对象限制为年收入7万美元以下的家庭,允许退税,并提高金额(这一主张曾引起奥巴马政府和部分参议员的关注,但未能通过相关常设委员会)。
-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学教授:萨克斯把医疗视为最优先课题,即效仿加拿大或澳大利亚的国民医疗保险制度。他还建议强化劳动者的结社自由,改善学校与职场之间的衔接项目(如德国的徒弟制度),并全面修正高等教育市场的经济结构,使其不限制未来劳动者的选择。为降低教育费用,他还主张引入21世纪版的土地授予制(land grant)/*译注:向高等教育机构提供公共土地使用权以支持其财政的制度/。除此之外,他还提出了支持劳动者掌握新技术和新业务的大规模基础设施项目以及富人税。
-埃斯特·迪弗洛(Esther Duflo),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系教授:“跟着数据走。”迪弗洛以激进的主张震动了世界经济学界。她主张援助项目也应经过与新药开发过程(如随机临床试验)相当的严格试验与评估过程。她相信,防止贫困阶层脱离社会安全网的小举措可以带来大效果。例如在布什、奥巴马政府简化登记程序之前,大量儿童无法申请免费午餐。她主张,申请程序过于复杂的食品券(food stamp)*译注:低收入阶层食品费支援制度和残障人士福利,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改善。
▶在深渊变得更深之前把它填上
芭芭拉·艾伦瑞克(Barbara Ehrenreich)写下了关于工作贫困阶层的亲身体验。在《我在底层的生活》(原名:Nickel and Dimed: On (Not) Getting By in America)中,她向美国的中产阶层与中上阶层原原本本地展现了在不同州靠女服务员、商店店员、家政工等低薪工作勉强维生是什么滋味,尽管只是隐约的一瞥。
2001年这本书出版之后,许多事情都变了。艾伦瑞克讲述贫困阶层故事的方式也变了。80~90年代做记者的她,觉得自己是受人尊重的中产阶层一员,赚的钱足以养家。但现在不再如此。“2009年前后,我意识到自己能这样生活的原因,是打进账户的《我在底层的生活》版税。我安慰自己说‘这不就行了,我能做到’。然后又想,‘等等,我刚才说了什么?要变富就得写贫困?这太可怕了’。”
实际上,艾伦瑞克目睹了20年前按时薪计酬的劳动者所感受到的压力与不确定性,在此后20年里不断扩散的景象。不仅是中产阶层,大量在低薪岗位工作的人的处境也恶化了。“一个明显变坏的变化是‘即时(just-in-time)岗位’的增加。也就是平时待命、只有上司召唤时才工作的岗位。这种情况下当然无法预测每天的收入。”
尽管提到了多方面的改善(医疗可及性改善、提高最低工资的运动),艾伦瑞克仍对法国等地近来发生的街头示威、各地对移民日益增长的愤怒等表示忧虑。用她的话说,人在“感觉自己人生中机会在减少时”,有可能做出非理性的举动。
艾伦瑞克还指出,因为为少数人所作的经济选择,陷入“巨大不安”的美国人正越来越多。这不只是家政工和时薪劳动者的事,合同工、轮班工、优步司机、自营业者、中产阶层也是一样。读这篇文章的你,或许也不例外。By Lisa Marie Segar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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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FAILURE
制度的失败
U.S. Rep. Pramila Jayapal (D-Wash.) wants to even the playing field.
华盛顿州民主党众议员普拉米拉·贾亚帕尔主张机会平等。
78页图片说明
DREAM DEFERRED
消失的梦
Senator Rubio (R-Fla.) says his own parents' rise would not be possible today.
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表示,像父母一代那样的成功如今已不可能。
翻译 金华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