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1-31 | 정재웅 기자

[美国财富特别报道]萎缩的中产阶级 ¦ ②追逐美国梦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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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载于《财富韩国》2019年2月号。

▶住在科技乌托邦里的移动房屋停车场的人们。BY MICHAL LEV-RAM

数十年前,翁贝利娜·马丁内斯(UMBELINA Martinez)一家从墨西哥米却肯州(Michoacan)首次移居美国时,他们在加州红木城(Redwood)找到一栋三居室的房子。但那不是只有他们一家住的房子。25人住在那栋房子里,共用一个卫生间。多达8口人的马丁内斯一家只能挤在一个房间里生活。她回忆当时说:“父母想走出房间,几乎得踩着我们过去。”

这位育有三个孩子、46岁的单亲妈妈如今住在稍微宽敞一些的空间里:位于帕洛阿尔托(Palo Alto)市移动房屋停车场内的一间200平方英尺的拖车房就是她的家。帕洛阿尔托市是IT产业的中心,也是美国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之一。她已在这里住了13年。

她坐在厨房——兼作客厅、餐厅和储藏室——反问道:“谁会不想住在帕洛阿尔托呢?”

厨房薄薄的墙壁被漆成浅绿色。一侧墙边放着黑色冰箱,冰箱上摆着电视显示器(狭小的居住空间在某种程度上需要有创意的设计)。几乎紧贴着

门口的小桌子上放着奇异果和橙子。

马丁内斯的邻居大多与家人一起住在两三个房间的移动房屋里。许多人养着宠物。他们的拖车房按颜色并排排列。有些还配有种着花和辣椒的小花园。

如果说众多硅谷亿万富翁居住的帕洛阿尔托看起来不像是适合拖车居住区的地方,那是因为事实确实如此。布埃纳维斯塔移动房屋公园(Buena Vista Mobile Home Park)挤在这座城市最繁忙街道之一上的瓦莱罗(Valero)加油站后面。这里仅有100多辆拖车、约400名居民安家。马丁内斯和孩子们、她的母亲和兄弟姐妹,以及兄弟家人的家也都在那里(她的母亲与马丁内斯同住。兄弟姐妹各自住在不同的移动房屋里)。

这里的居民大多是在附近餐厅、美容院和建筑工地工作的移民劳工。他们在这一带每月支付约1400美元的房租和水电费。相比之下,帕洛阿尔托的房价中位数高达320万美元。

在附近四季酒店担任宴会服务员的马丁内斯说:“对我的家人和我本人来说,住在帕洛阿尔托的其他地区实际上不可能。”布埃纳维斯塔最初于1920年代作为路边杂货店和汽车旅馆起步。但随着时间推移,它成了帕洛阿尔托低收入居民的最后堡垒。

这里的土地所有者曾在2012年通知移动房屋居民,将把地块卖给公寓开发商。该计划也包含对被迫搬离居民的补偿方案。但马丁内斯的邻居罗伯托·Moonos(Roberto Munoz)说:“我要的不是钱。我只是希望女儿能继续在这里上学。”

马丁内斯和其他人也认同他的话。他们在帕洛阿尔托支持者的援助下凝聚了力量。于是圣克拉拉县住房管理部门在2017年以4000万美元买下了那块地,让居民能够继续居住。马丁内斯的妹妹玛丽亚现在担任布埃纳维斯塔的居民代表。

玛丽亚强调:“展示还有另一种声音很重要。”从她那间一居室拖车往西几英里处,太阳微系统公司(Sun Microsystems)创始人的四层豪宅正在挂牌出售。价格是多少?高达9680万美元。

-46%:1979年至2015年中产阶层收入增长率。远低于中上层(78%)和贫困层(79%)。资料来源:布鲁金斯学会

-65%以上:2005年至2014年间,25个发达国家中收入停滞或减少的家庭比例。资料来源:麦肯锡公司

▶他为守护公共养老金而战:在路易维尔当教师的马修·考夫曼(39岁)坚持着非常强硬的立场。

目前我的境况算不错。作为高中英语教师,我有公寓和女朋友,年薪约7万美元。我们偶尔也去豪华露营。但如果因为害怕对抗不义而树敌,就安于舒适,那不是真正的稳定。所以2018年我站出来反抗不义。

肯塔基州州长仅用一天就完成了一项漏洞百出的养老金改革法案的立法。于是全部120个县的教师在去年4月请了病假,前往法兰克福(Frankfort)举行抗议示威。当时所有公立学校都关闭了。州长的反应是,因为我们那天放弃了作为教师的责任,孩子们遭到虐待,并且第一次接触了毒品。他斥骂我们是“流氓”,还指责我们的应对方式不成熟。

他们都把我们当成保姆之类。但我从没见过按法律每年必须进修、或者需要多个硕士学位的保姆。我得一边保住自己的工作,一边

尽到作为教师的责任。那是非常累人的事。

教师过去通常能在25年内退休。现在延长到27年,因为他们移动了球门。即使有损失,只要是进步,我也不会太在意。但这是不折不扣的阻碍行为。我们一直生活在“机会之国”。现在我们生活在“希望之国”。但那希望已经变得像他们只会不断上调的税一样。被逼到悬崖边的人正彻底坠下悬崖。

如果不打起精神,就只会被利用。我们必须成为无中生有的炼金术士。我们必须设法把自己所对抗的现有体制改造成正常的系统。因为那不是民主,而只是少数人垄断权力的“寡头体制(oligarchy)”。

我一直在观察这个国家的许多政治人物。他们认为,搞清楚如何利用法律赚钱就是权力。在他们个人的视野里,市民只是以捐款人或说客的身份存在。这种权力用政治支配而非自由来定义美国。

我常常怀疑他们是否把我当人看。人们并不只是因为银行存款而感到贫穷,而是因为镜子里自己的样子才觉得贫穷。显然存在无法用金钱衡量的富足。它存在于共同体、文化、知识、经验和参与之中。

如果我们只用股市之类的东西来判断一个人或一个国家,那我们将永远活得比现实所感受到的更贫穷。

▶个人观点:妮可·阿德金斯(移动房屋免费供餐机构常务理事兼创办人)

我们这一带许多岗位时有时无。工资也不如从前高。这一地区许多工厂把业务外包到别处。企业关门后,家庭就开始找工作。但即便找到工作,待遇也不如过去。

人们每个月都得算清能不能付各种水电费,或者能不能为家人买食品。知道大多数流浪者都在工作的人并不多。但工作越多,为改善处境所作的努力反而受到惩罚。

我们时常目睹原本领取政府食品补助的家庭突然被逼到更边缘的境地。如今他们只能到供餐处来领取全家的食物。

▶在旧金山湾区靠兼职撑下去

拉里卢·卡伦巴(Larrilou Carumba)六年多来一直不间断地在豪华酒店旧金山万豪马奎斯打扫客房。每年涌入湾区各类技术大会的数千名公司高管都住在这家酒店。来自菲律宾的单亲妈妈卡伦巴在这里做全职工作。她还做几份兼职。即便如此,抚养孩子仍很吃紧。孩子们在利用学校的免费供餐项目。

除了整理酒店客房,卡伦巴还做洗衣房的工作并获得小费。最近她还开始在DoorDash做送餐。兼职赚的钱有助于养活她一家四口。

他们一起住在奥克兰郊外圣利安德罗(San Leandro)她妹妹家的狭小卧室里。全家被从一居室公寓赶出后,她搬到了妹妹家。因为房东装修后涨了房租。在这座全球居住成本最高的城市里,这是极其常见的景象。

卡伦巴说:“最艰难的时期,我一周工作70个小时。”如今她一天的日程是这样的:在酒店整理几个小时房间,累极了睡一觉,再起来去洗衣房。因为孩子常把她弄醒,她从未漏掉夜间的工作。她倾诉说:“整天只是工作,太累了”,“连看孩子的时间都没有。我已经没有自己的生活了。照顾自己根本无从想起。”卡伦巴与孩子们唯一共度的宝贵时间,只有孩子们陪她去DoorDash送餐的时候。

当然还有希望。身为工会领袖的卡伦巴最近帮助万豪酒店员工签订了包含加薪等内容的新集体协议。她说:“也许不久之后,下班后的兼职里至少能放弃一项。”

▶分裂的美国:词典式定义

-中产阶层:大多数美国人认为自己所属的阶层。但中产阶层在2015年失去了作为经济多数的地位。这一术语最初用于界定18世纪既不属于贵族也不属于农民的阶层。

-美国梦:这一具体用语于1931年由历史学家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James Truslow Adams)推广开来,但新大陆机会(往往通过实力获得)的概念早于美国建国本身。

-劳动贫困层:据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这一群体——以2015年为准有860万美国人属于该群体——一年中至少工作6个月,却连相当于贫困线的收入都无法取得。

-社会安全网:为防止个人陷入极端处境而建立的美国社会安全网,由雇主提供的支持(福利)和政府补助(社会保障制度、医疗保险、食品援助等)构成。

▶个人观点:珍妮尔·克里斯滕森(犹他州奥勒姆家庭支援与治疗中心常务理事)

围绕援助项目有一种污名。我们为孩子和父母提供的咨询项目中,相当一部分得到政府基金和民间基金会等的资助。我们常被问到:“人们是不是在滥用这套制度?”

但那样的事并不常发生。家庭大多是艰难地才开口求助。父母会因为缺乏人脉或资源、无法照顾家人而觉得自己成了失败者。

不该把我们和他们分开来看。也不该沦为单纯的施舍。必须把他们引向更高处。在社会层面上要能更有效地支援弱势群体。这样他们才不必在工作和孩子之间苦苦抉择。

▶在旧金山湾区靠兼职撑下去

我叫迪奥·古利(Dio Gourley)。我是做过性别转换的跨性别者,在密西西比海岸一带过着作为男性的各种生活。目前我在沃尔玛做导购。我每周工作23至35小时,时薪11美元。因为排班不规律,没法做兼职。如果我请几天假,那只是白白浪费时间而已。

沃尔玛是这个位于最贫穷州的小镇里薪水最好的工作场所。如果我们罢工,他们会毫不眨眼地把我们解雇。不冒被公司开除的风险,就无法采取集体行动。我上班时搭姑婆(great-aunt)的车。到了需要一次性准备一段时间饭食的时候,不到60美元就能解决两周的餐食。如果手头有点钱、不从家里带饭,我就在公司正对面的华夫饼屋吃饭。

我努力给出餐费15%以上的小费。但如果只点三份薯饼/*译注:把切碎的马铃薯和洋葱混合后煎至金黄的菜式/和咖啡,花费不大。他们中有些人比我更需要钱。我们全家都活得非常拼命。母亲为了接我下班一直熬到晚上11点,之后还要凌晨5点半起床上班。卡特里娜飓风来袭之前我还小的时候,父亲在近海工作,母亲给房子刷漆。

那时我们已经和奶奶、姑婆一起住了四年。之后住在拖车里。父亲最终因酒精戒断症状去世。他甚至不知道自己得了肺炎。连母亲也失业了,我们全家靠政府援助才勉强免于破产。真的只是勉强浮在水面上。每月的账单里先挑急的付,就这样勉强撑过来。

现在我又和母亲一起住。之前也曾短暂地和男朋友、室友一起住过。说实话我们并没有性关系。钱是我回家的原因之一。两个姐妹也都时常回家住。因为帮着照顾孩子能省下赚来的钱。但真要说实话,为了让外甥们吃上饭,我从来没吃饱过什么。

母亲做的饭总是一样。每天只有粗玉米糁、廉价食物和大量的甜红茶。就像是为了抬高工作所需血糖的食物。

钱不够的时候,我会把账单放进口袋,随机抽出一两张。现在我的计划不是搬走,而是在我家旁边再盖一间给母亲住的移动房屋。因为这样在母亲活着的时候,彼此可以照顾。这样也能减少房租和抵押贷款利息。

如果有所谓“美国梦”,那真是一场噩梦。要维持现状得打两份工,要想过得好些得干三份活。我周围的人都在越来越穷。也有很多朋友一边省钱攒下400美元去见家人,一边付不出各种水电费。而另一些人让我们累到要死地干活,自己却买三四艘豪华游艇。这究竟算是美国梦吗?

-22:自1938年首次实施以来,政府上调最低工资的次数。现行的7.25美元是2009年公布的金额。

-1968:政府最低工资实际价值最高的一年。按现在的美元价值计算接近年收入2万美元。目前约为1.5万美元水平。(资料来源:乐施会美国)

▶个人观点:博·G·海恩(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供餐机构会长兼CEO)

假设把穷人装进一个箱子,把富人装进另一个箱子。因为我们非常在意自己属于哪里,所以都想进入中产阶层这个中间的箱子。我们希望装作好像真有中产阶层这个阶级存在。

贫困出现在人们拥有得不够的时候。我们需要讨论的不只是低工资。如果我们给项目贴上“为穷人而设”的标签,反而会伤害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我们目前通过代表性项目“堪萨斯城社区厨房(Kansas City Community Kitchen)”每周五天免费提供早餐和午餐。

这个项目是为所有不知道下一顿在哪解决的人而设的。我们只是站在“吃饭不安”这一问题之外一步来看情况。作为共同体的一员,我们必须思考能做些什么来提振他们的士气,并且要愿意参与其中。

▶工作与生活的平衡?那是梦话:护理员玛丽·卢·安杰尔(Mary Lou Angel)的第一号客户是今年92岁的母亲洛伊斯。

我原本经营一家叫玛丽·卢美容院的店。还有三名员工!那时候真是梦一般的日子。虽然辛苦,但我会自我安慰:“没关系,哪怕一天或一周很累,总有一天退休了要去坐游轮旅行。”但我62岁时因为要照顾母亲,不得不提早收手。最初三年尤其艰难,因为要享受社会保障得等到65岁。

真的是艰难地撑过来。现在游轮旅行是想都不敢想。以后恐怕永远都难。对我来说,前不久去莫罗湾(Morro Bay)的一日游是最好的时光。那是个美丽的地方,但我没能待太久。母亲现在92岁。她过去做过采番茄、摘棉花的农活。她不会读字。她从没想过自己能活过60岁或70岁。如今92岁

的年纪还是拒绝戴助听器。她目前患有糖尿病,每月领取的928美元补助中约300美元花在药费上。

我作为照护母亲的报酬,从Medicaid领取时薪11美元。扣掉各种税后,每两周拿到约400美元。我们目前正在争取时薪15美元。我隔一天去一次她的公寓。我们现在分开住。但正在逐渐习惯“各自生活却又彼此相伴(alone together)”,如果这句矛盾的话说得通的话。我会为她做饭,喂她吃饭,给她洗澡。也许我们还会一起看约翰·韦恩扮演牛仔的老西部片。

母亲几个月前曾轻微发作过一次。我以为她要走了。那一瞬间我意识到自己的人生已经匆匆流走。我现在72岁,却活得像90岁。我非常感谢99美分商店。

我去的那家教会,神会照我们本来的样子接纳我们。我不再买新衣服。我最多敢放开花钱的,就是给母亲买化妆品。就是粉色口红。说实话我不太清楚是哪一种粉色。因为商店里有太多花哨的粉色。但99美分商店里只有那种老式的、简单的粉色。母亲和我涂上那支口红时,仿佛回到了50多岁。

那样就满足了。不是因为没有别的选择,而是真的足够了。比起你拥有什么,更重要的是你能给别人什么。

▶“正在没落的阶层”的数学考察

美国中产阶层的理想形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数十年间形成的。那是经济持续增长、工资不断上涨近30年的时期。然而经济与工资同步增长的模式在1970年代突然瓦解。据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数据,从1973年到2017年,经济生产率增长了77%。但考虑通胀后的平均报酬仅上涨12.4%。

这种不一致与“经济重力”的变化同步。经济的重心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和“知识产业”。由此工会的力量开始削弱。此前工会曾在许多职业中帮助普通劳动者争取到更大的份额。对投资和房地产收入远比工资收入更有利的税制改革也起了重要作用。结果诞生了拥有资本的阶层享有巨大优势的经济秩序。而进入资本阶层的成本正日益上升。从该阶层跌落的代价也是如此。

-赢者独占的经济:面向投资者和房地产所有者的税收优惠,助推了财富向前10%集中。高等教育对收入影响的增大也产生了类似效果。1995年以后,大学及以上学历者的平均收入增加了28%。相比之下,高中毕业者的平均收入仅增长5%。

-奇怪的全球企业:美国收入阶层中的中下90%,大多比工业国家的国民拿回家的钱更少。甚至落后于像中国这样社会流动性远为僵化的国家。

-不断下降的购买力与储蓄:收入的增长没有房租、医疗费或学费——美国普通家庭的三大负担——那么快。结果储蓄率下降,中产阶层在紧急状况或失业导致破产面前更为脆弱。为退休生活或子女储蓄的余力也减少了。

-越来越紧绷的城市生活:信息革命加剧了就业向特定美国城市的集中。尤其在具备竞争力的部分热门沿海城市,这一现象格外突出。由此房价飙升到中产阶层根本无力承担的程度。为购房或其他财务目标存钱变得更加困难(以去年11月为准,美国国内时薪中位数为27.35美元。中西部和南部大多数城市低于这一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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