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1-30 | 변재현 기자

[大韩民国生存报告] 日本劳资协商制度化 20年间罢工减至五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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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劳资关系已经确立的发达国家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在经济危机中推动了以提高生产率为目标的劳资大妥协。日本的背景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长期萧条的“失去的20年”,瑞典则是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大萧条。有观点指出,考虑到近来产业竞争力弱化和景气低迷等因素,韩国劳资双方也应通过对话与谈判而非对立来构筑新的社会信任。

据日本厚生劳动省29日数据,日本的争议行为自上世纪90年代以后急剧减少。“半天以上的罢工”从有统计的1936年的622件持续上升,1974年达到5197件的最高值,但1981年降至1000件以下后,2017年骤降至38件。自7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稳定保持在1200万人以上的工会会员人数,2017年也减少至998万人。日本民间主要企业的加薪率1974年曾达到32.9%,但近来停留在1%~2%区间。

这些统计显示,日本一年一度的工资谈判期“春斗”在1980年前后发生了180度转变。以煤炭、金属等8个行业工会与资方展开共同谈判的1956年为起点的春斗,其后向全国扩散,如今已普遍形成这样的体系:全国性劳工团体连合会在2月提出加薪率建议,经团联作出回应,据此决定当年的工资与劳动条件,3月中小企业参考大企业的结果决定工资。

日本学界和媒体将泡沫经济终结、“失去的20年”开始的1980年视为春斗发生变化的时点。1965年11月至1970年7月景气持续繁荣的“伊邪那岐景气”等经济繁荣期,大规模罢工频繁发生。但随着景气萧条来袭,大规模罢工开始被舆论冷落,相较于竞争性的团体谈判,劳资共享信息、谋求合意的劳资协议制被制度化。

千叶大学法律与政治学系教授皆川宏之分析称:“在劳资协议制下,以提升企业生产率为目标、劳资避免正面冲突并构建稳定劳资关系已获得相互认同”,“以企业别工会为基础确立起稳定的劳资关系,正是抑制罢工这一实力行动的因素”。

经团联今年在工资谈判中干脆打算把政府的影响力也排除在外。经团联会长中西宏明在去年5月被决定任命后表示“工资应由劳资决定”。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为提振内需景气,自2013年以来一直向经团联施压要求加薪,尤其去年还提出了具体的加薪率(3%),引发了意为“政府助推的春斗”的“官制春斗”争议。据悉,经团联在今年作为会员企业工资指引的《经营劳动政策特别委员会报告》中,纳入了不反映政府方面加薪要求的内容。

以先进劳资关系闻名的瑞典,世界大萧条也成为1938年“萨尔特舍巴登协议”的背景。20世纪30年代瑞典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每年后退6%,失业率跃升至25%,1933年建筑工会展开长期罢工等,社会不安加剧。瑞典总工会(LO)与雇主总协会(SAF)经过三年谈判后达成协议:△劳动者保障经营者的支配权;△经营者投资于岗位创造和技术;△企业利润的85%出资作为社会保障财源。尤其当时亲劳工倾向的执政党社会民主党放下大企业国有化政策,选择实用主义路线,也促进了社会信任。釜山大学法学专门大学院教授权赫指出:“从日本和瑞典的例子看,社会对话在没有经营困难的情况下很难达成”,“当前韩国的危机是源自劳动市场差距的新型危机,因此必须通过对话积累社会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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