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1-30 | 오현환 기자

[崔永基专栏] 社会对话的误解与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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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林大学经营学部客座教授·前韩国劳动研究院院长

文在寅政府自执政初期便为之焦心的全国民主劳动组合总联盟参与经济社会劳动委员会一事,实际上已告失败。围绕是否走上对话桌,二十余年来一直争执不下,这一事实本身已足够令人称奇,但该问题已成为派系矛盾的雷管,甚至威胁到领导层的去留。自1999年2月代表大会决议退出当时的劳使政委员会以来,每逢温和派执行部上台,民主劳总都曾多次尝试参与对话,但每次都未能突破反对派的抵制。此次至少能在没有暴力事态的情况下以投票方式决出赞成与反对,算是前进了一步。金明焕执行部也倾尽全力,如今却落到要为没有演变成对领导层的不信任而感到庆幸的境地。

文在寅总统比任何一届政权都更用心于社会对话的正常化,经济社会劳动委员会委员长文成贤也曾劝说民主劳总,称参与对话并不等于放弃斗争,但均无济于事。反对派拒绝参与经社劳委的表面理由是不愿为政府政策充当陪衬,但深究其内心,则隐含着这样的算计:一旦被绑在对话桌上,对政府的斗争意志难免削弱。不仅如此,对话与妥协伴随着让步和责任,这对他们也是巨大负担。他们宁愿选择一直斗争到争得自身诉求为止。已故总统卢武铉曾看穿他们的心思,判断与怯懦的领导者无法妥协。如今,民主劳总重返社会对话已彻底成为泡影。

政府也应放弃留恋。该做的都做了,也无须惋惜。更进一步,通过经社劳委实现社会大妥协的构想也须大幅修正。此前政府部分人士曾研究的弹性工时与最低工资制度改革问题,与国际劳工组织(ILO)公约批准相关的法律修订捆绑在一起推动社会妥协的构想,最好尽早放弃。同时希望经社劳委借此机会大幅强化法律所规定的社会对话机构本来的职能。按照法律,经社劳委既是总统的政策咨询机构,同时也是劳资双方可就雇佣劳动相关政策与政府进行经常性协商的政策协商机构。它不是只被动协商政府政策的结构,劳资任何一方都可将所希望的议题摆上对话桌。对所有议题,劳资既无要求达成合意的权限,也无此义务。经过紧密协商最终达成合意固然好,即便未能达成,紧密的政策协商本身也具有充分价值。共享知识、汇集利益相关方意见,并通过广泛的公共讨论与一般国民形成共识,这也是社会对话的本质功效。

若存在必须达成合意的紧要议题,另行组建谈判桌即可。1998年的社会大妥协正属此例。多达90条的协议书正是在劳资政代表之间的谈判桌上形成的。欧洲许多国家也将对话机构与合意机构分开运营。不幸的是,过去20年里所有政权在执政初期都像流行一般把“就业大妥协”当作政治成果来利用,结果只是让经社劳委被误解为专为妥协而设的机构。文在寅政府摆脱这种大妥协成瘾、致力于社会对话正常化,好在还算一件值得欣慰的事。今后关于弹性工时、最低工资、ILO公约相关法律修订案,能达成合意固然好,即便不能,总统也应满足于听取此前的讨论结果汇报。不正面应对立法矛盾,而想勉强以劳资合意来敷衍,等于把国家应承担的决策负担推给劳资双方。为修订劳动法,与其在两大劳总身上费心,不如与在野党、尤其是正义党对话妥协,更快也更有实效。当下看来,比社会大妥协更有用的手段是政治大妥协。

经社劳委为强化政策协商,何不处理更为大胆的政策课题。例如为消除盲区而大幅扩充雇佣安全网、为劳动市场双重结构改革而确立公正工资体系,以及为应对日益成为现实的主力制造业结构调整、活用即将退休的现场熟练高手而推进的工作场所创新方案等,希望能集中于劳资政可以共同商议协作的课题。虽已成过往,但在围绕最低工资的就业效应与经济影响众说纷纭的喧嚣中,经社劳委未曾为汇集公共讨论做出任何努力——希望其反思这一点,进一步激活社会对话本来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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