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1-28 | 민병권 기자

[韩国生存报告 ⑥产业] 监管宽限至少需4年……应增加“试验场”打通商用化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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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无人机(drone)产业发生了一场大转变。创建“DIY Drones”在线社区的美国人克里斯·安德森推出了个人仅需300美元成本即可组装的爱好用无人机。当其性能不亚于售价4000万美元级军用无人机“捕食者”的口碑传开后,爱好用无人机需求瞬间激增。两年后,安德森创立了“3D Robotics(3DR)”公司,主导了早期民用无人机市场。但3DR自2016年起退出了无人机业务。中国企业大疆(DJI)大量推出便宜20%~30%以上的无人机,掌握了全球市场约70%的份额。

后发的中国无人机企业能够击败先行的美国企业,背后政府的放松管制政策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祥明大学全球经营学系教授吴哲分析称:“中国在无人机、远程医疗等新概念技术出现时,先不加管制地接纳技术,之后出现副作用再逐步完善制度,实行‘先允许—后完善’。”他接着指出:“相比之下,在韩国新技术一出现,各政府部门从一开始就套用各种管制,之后再逐步放宽(先禁止—后放宽),导致企业无法推进商用化,技术也无法发展。”

中国政府2003年在深圳地区放宽了与无人机飞行相关的管制,2009年通过《民用无人机航空交通管理办法》规定将放松管制扩大至全国。2012年通过《高端装备制造十二五规划》宣布重点培育无人机,两年后正式开放低空空域的无人机飞行。2015年,政府出面理清了无人机相关频谱分配问题。次年,通过政府五年经济计划“十三五规划”,宣布了重点培育包括无人机在内的十大产业的“中国制造2025”政策。

相反,在韩国,从无人机初期起政府就套用了各种管制。据相关领域专家转述,国内企业为开发无人机并商品化,向当时的知识经济部(现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申请“电气认证”,知识经济部方面却以“按我们部门的产业分类,没有合适适用于无人机的‘产业代码’”为由拖延时间。还必须从未来创造科学部(现韩国科学技术情报通信部)取得无人机的电波认证,据说这同样不容易。加之军方也介入,对可飞行空域实施管制,国内企业最终错过了先占无人机市场的时机。

韩国政府直到很晚才像中国一样,就新技术引入了“先接纳—后管制”方式的监管沙盒制度。但前路依然漫长。适用监管沙盒制度的“新技术”范围被限定于特定领域,仅限于信息通信技术(ICT)融合领域、产业融合新产品、金融科技·创新金融、地区创新增长事业等领域。监管沙盒的适用期限也过短。风险企业协会室长金泰根指出:“适用监管沙盒时可获2~3年的管制缓期,但考虑到一般企业铺设生产线、确保销售网络到推出新产品通常需要1~2年,有必要将管制缓期至少延长至4年。”

为使新技术能够尽早在市场上商用化,政府有必要通过大规模技术验证·示范项目来搭好“平台”。例如中国的广州就通过自动驾驶出租车示范运行项目,扮演自动驾驶汽车产业试验场的角色。

尤其是单个企业层面难以推进的大规模智慧城市项目,国家或地方自治团体层面推进试验场项目是必不可少的。正积极寻求进军智慧城市领域的韩国大型信息技术(IT)企业高管表示:“智慧城市项目必须在国内积累大规模业绩,才能在进军海外时通过发包方的‘资格审查’,但我国政府推进的智慧城市大多是中小规模。”其中规模较大的智慧城市建设示范项目也仅为世宗市5-1区域83万坪、釜山生态三角洲用地内66万坪规模,因此按单个项目标准无法积累100万坪以上的智慧城市建设业绩。如果难以推进大规模智慧新城,利用现有的城市再生项目可以成为替代方案。该高管也建议:“政府推进的城市再生项目区域2017年有68处、2018年有99处,其中结合智慧城市概念的分别仅有5处,其余都是单纯土木建设概念的项目”,“有必要将其转换为智慧城市示范项目”。

针对新技术的国际制度整备也很必要。例如,对于并非由人、而是由人工智能(AI)创作的内容,或利用大数据加工的内容、服务等,其知识产权归谁所有,中日韩、美国、欧盟(EU)内部众说不一,因此有必要前瞻性、主导性地促成相关国际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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