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中国经济状况不妙的警告接连出现,对以中国为最大出口市场的韩国经济而言,红色警报已经亮起。2015年跌破7%降至6.9%的中国经济增长率,2016年降至6.7%,2017年回升至6.8%,随后又再次下滑至6.6%。笔者2016年曾在某日报专栏中预测,中国经济不会出现V形反弹,而会呈向右下滑的L形、以年均0.2%的趋势下降,如今情况与之相近。去年按季度看,为6.8%、6.7%、6.5%、6.4%,呈一条直线下滑,这一趋势仍在持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预测今年增长率为6.2%,甚至有2%区间的预期。有中国学者以政府内部资料为依据,主张过去的增长率不足2%,甚至为负,由此看来气氛确实颇为不妙。
主导增长率下滑的是投资,投资对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的贡献度2016年为43.1%,2017年为33.8%,2018年按季度分别为31.3%、31.5%、32.8%,到第四季度骤降至20.4%。尤其国有企业投资增长率为负。此前表现尚可的出口也因美中贸易争端的影响在去年第四季度大幅减少,预示今年形势不会轻松。分地区看,天津市、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吉林省、甘肃省等由政府和国有企业主导经济的地区,增长率明显偏低,处于3%~5%区间。
通过进一步改革开放仍有较大增长空间的中国经济为何早衰?除了人口增长放缓、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老龄化等人口红利终结这一自然人口因素,以及通过抑制地方政府依赖负债的投资推进去杠杆和结构调整等政策因素之外,意识形态和政治因素也起了很大作用。在已步入下坡路的经济受到左派路线冲击之际,美中贸易战又给了决定性一击。政府左倾的社会经济运营方式不断加重经济困难。
第一,压制民营经济。为强化社会主义性质而偏重支持国有企业,加剧了“国进民退”现象。部分官方学者甚至发出私营经济已完成历史使命的谄媚言论。不少私营企业主因资金困难,仅仅能把公司卖给国有企业便已感到万幸。一些学者主张,近来的困难是以国有企业为中心的榨取体系的极限。由政府主导建设的天津滨海新区没落、天津市经济急剧萎缩,以及国有经济主导的东北地区反而最为衰退的现象,印证了政府本想保护的对象反而受到损害的悖论。
第二,党的领导得到强化,负责日常事务的国务院地位急剧下降。党高于政府是原则,但现政府上台后,经济由略带右派倾向的总理负责的分权结构被打破,结果导致经济不由经济逻辑而由意识形态左右的旧习重现。
第三,权威主义政府强化社会控制。从开设银行账户、开通互联网等琐事开始,直至企业的经济活动,利用数字手段的社会控制不断强化,已到令人窒息的程度。虽然在受监管相对较少的金融、信息技术(IT)、共享经济等新产业领域实现了创新,但从大局看,政府对经济的反市场干预和监管一直在加强。外国人漫步街头的景象早已消失。这令人想起经济靠自由成长这句箴言。
中国的这般景象并非别人的故事。现政府上台后急剧衰落的韩国经济,与中国的情形惊人地相似。已到极限的传统制造业、逆时代而行的左派政府、国家的反市场干预与反企业情绪、把专家排除在外、由持扭曲意识形态的集团主导的国政、世界经济环境恶化一齐袭来的局面等等,若想知道我们正走向何处,请看看中国。答案就在那里。多数困难都是我们自招之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