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租车行业已到濒死边缘。”这是阻挡拼车服务引入的出租车行业的说法。这在一定程度上没错。据首尔市统计,首尔法人出租车的年营业额从2014年的1万7263亿韩元减少至2018年的1万5024亿韩元。然而出租车行业的歇业率实际上为零。以首尔市为准,法人出租车经营场所从2014年的255家减少到2018年的254家,只少了一家。一个走下坡路的衰退行业歇业率接近“0”,意味着经营者处于不会亏损的结构中。这种畸形结构的核心是缴款(承包金)制度。据号称首尔法人出租车行业第一的A公司审计报告,2016年A公司支出高管薪酬5亿9250万韩元,员工薪酬2亿5954万韩元。4名高管的月薪超过380多名司机的基本工资总额。让经营者获得上亿收入、让出租车司机拿到连最低工资都达不到的月薪,正是缴款制度的核心。一位出租车司机吐露:“出租车行业不景气只说对了一半”,“司机们因不合理的工资结构离开这个行业,业主们则靠提高缴款过得很好”。
那些以维护出租车司机生存权为名反对拼车的经营者,却表示连讨论正在威胁司机生存权的缴款制度改革都不愿意。这完全是矛盾,但出租车行业能够发声,是因为其强大的政治影响力。每逢选举,出租车行业提出“上调运价”等要求、政界表现出接受姿态,原因正在于此。连任8届全国出租车运输事业组合联合会会长的朴福圭会长,2005年曾因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被拘留,这一经历很好地说明了出租车行业与国会之间的纽带。非法占据国会议员办公室、收取反对拼车同意书的出租车团体的单方面做法,也源于与政界关系带来的自信。
以韩国经营者总协会监事身份担任最低工资委员会使用者委员的朴会长,2015年曾在最低工资委员会上表示:“出租车司机营运途中是睡觉了还是去了哪儿都不知道。”作为出租车经营者代表的他,却声称要在大妥协机构中站在司机一边。这正是外界无法消除疑虑的原因——大妥协机构的讨论可能脱离共享经济创新与司机生存权的协调,被经营者的私利所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