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1-23 | 오현환 기자

[被遗忘的义人<5>艺妓鹦鹉]“还国债不分男女贵贱”…率先响应国债报偿的义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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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财政危机正酣的2010年前后,"学习韩国"之类的报道接连出现在外国媒体上。文章写道:"欧洲人会为偿还国债而排队捐出自己的结婚戒指吗?1997年亚洲外汇危机时,韩国人就是这么做的。"国民为偿还国债自发捐出自家金饰这一罕见场景,也深深刻在韩国人的脑海里。韩国开发研究院(KDI)在2017年外汇危机20周年之际所做的调查中,受访者把"募金运动"等国民团结列为提前摆脱外汇危机的首要动力。

仅1998年1月至4月,全国就有349万人参与募金运动,共募得225吨黄金(相当于21.7亿美元)。其中196吨用于出口,赚取外汇18.2亿美元,3吨由韩国银行购入以增加外汇储备。对于募金运动的实际效果,评价不一。有观点认为,通过募金运动筹得相当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提供的210亿美元10%的资金,展示了韩国人克服危机的决心。另一方面也有批评意见指出,此举导致国际金价暴跌、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出售,引发"贱卖出口争议",并把企业负债引发的金融危机推给国民偿还。

在围绕募金运动评价分歧的情况下,对该运动的历史原型——1907年国债报偿运动的理解是否也存在分歧呢?就此翻看目前使用的高中韩国史教科书中关于国债报偿运动的叙述,其中一本教科书里"国债报偿运动也被评价为近代女性运动的开端"这句话格外显眼。为偿还对日本所负债务、守护经济自主权的国债报偿运动中,不仅有男性、也有女性参与,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男人们靠戒烟省钱,妇女们凑集戒指和发簪缴纳报偿金,就据此把它视为女性运动,逻辑上跳跃过大。那么这本教科书依据什么把国债报偿运动写成韩国近代女性运动的开端呢?答案可以在书中所载国债报偿运动相关史料——题为《告夫人同胞》的檄文中找到。

这篇檄文写于1907年2月21日,在大邱北后亭由广文社(启蒙运动团体)主办的国债报偿国民大会召开、国债报偿宗旨书被宣读两天之后,由大邱南一洞的妇人们撰写并刊登于报纸。妇人们指出,为国之心与为民之道男女并无不同,而国债报偿宗旨书却只提出了男性的参与方式,并呼吁全国女性以首饰、废品参与其中。女性带着自己是与男性平等的国家成员这一新认识,主体性地参与了国债报偿运动。

除南一洞妇人会之外,女性组织的国债报偿运动相关妇人会在全国达30余个。其中4月初黄海道安岳郡由张义根的丈母娘孔氏与金德裕的祖母严氏发起组织的国债报偿脱环会,在宗旨书中提出"人不分男女皆一般"的平等论,主张1000万女子中有戒指者当过半,取下戒指来偿还国债。并进而表示,这样偿还国债不仅能恢复国权,还能把女性的力量传播于世,争得男女同权。参与国债报偿运动的目的,从守护国权发展到了提升女性权利。

如此,国债报偿运动摆脱了开化期由男性主导推进的运动模式,女性独立参与救国运动,并显示出女性可通过自身投身守护国权而获得男女平等权的意识成长,因此在韩国近代女性运动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参与这一国债报偿运动的女性中,两班与名流夫人的比重最高,其次便是妓生。

大邱邑的退役妓生鹦鹉(本名廉农山)曾前往国债报偿收金所表示:"出于国民的义务,对1300万元国债我哪怕要出万分之一,但女子不敢出得比男子多,故拿出100元,无论是谁,只要有男子捐出千元、万元,我便舍命跟上。"1907年3月26日《皇城新闻》报道称,发起国债报偿运动的徐相敦、郑在学等人被鹦鹉的气概羞得面红,决议各自捐出一万元。约一个月后的4月30日,同一报纸刊文称,大邱断烟同盟会中徐相敦捐1000元、郑在学捐400元、妓生鹦鹉捐100元,可见虽未达当初决议之数,但其后募集的金额也绝不算少。

在晋州,老妓芙蓉组织了晋州爱国妇人会,3月28日包括妓生菊香在内共18人捐出152元。5月22日菊香又捐出100元,共232人捐出498元15钱,参与者大多是妓生或与其相关的人物。晋州爱国妇人会会员人均捐出2元56钱,为全国最高金额。平壤也有18名妓生每人凑出50钱,31名酒姬则称"虽从事贱业,但作为国民的义务并无不同",每人捐出1元左右。

妓生之所以积极参与国债报偿运动,背景可举出她们具备经济能力、并作为同业者拥有凝聚力两点。此外还可指出,1894年甲午改革时废除妓案,约300名官妓被解雇,1905年女乐(从事歌舞风流的官妓)解体,1907年内医院(为君王调配药物)医女与尚衣院针线婢(为君王制衣的官婢)被废止,延续至朝鲜时代的官妓制度彻底消失,她们经历了存在论意义上的转变。在首尔,药房妓生(医女的一种)、内医院医女、宫内府妓女等集体参与国债报偿运动,可以说是对从根本上动摇其社会存在基础的统监府政策的反抗。

1908年警视厅公布"妓生管束令",只向加入组合的妓生发放营业许可,甲午改革后散落各地的官妓出身妓生于是聚集起来设立妓生组合,该组合于1914年改名为券番。鹦鹉所谓的大手笔捐赠持续不断,为表彰她在星州郡龙岩面修筑堤堰以防水患的功德,1919年5月立起了石碑,至今仍存。1927年她将大邱妓生组织成达城券番并出任代表,1938年为救大邱第一所私立学校——乔南学校,还拿出相当于全部财产一半、价值2万元的巨额不动产。

鹦鹉是否像大邱南一洞妇人会或安岳郡的妇人们那样,怀有男女平等意识并有意识地为提升女性的社会、政治权利而努力,尚不明确。但她把自己所属地区与国家的问题视为自身之事、以积极姿态加以应对,由此可以确定她具备了主体性与近代自我意识的一端。这或许正是我们应当记住的鹦鹉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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