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精神科医生弗兰科·巴萨利亚于1971年开始了一场颇为大胆的实验。当时意大利精神病院的实际状况与收容所无异。不仅有捆绑约束,还使用电击疗法、胰岛素休克疗法。巴萨利亚在其任职的圣乔瓦尼医院推行“自由出入院”“患者间派对”“开放医院庭院”。他的努力开花结果,1978年意大利制定了规定到1998年关闭全部国立精神病院的“巴萨利亚法”。
意大利政府在取消国立精神病院的同时,为使患者能与社区共同生活,在全国设立了精神保健中心。中心24小时运营,疑似有心理疾病的患者随时到访都有专家提供咨询,本人想离开时随时可以离开。这与国内那种紧闭大门、只能等待监护人批准出院的封闭病房截然不同。
英国通过“独立精神健康支援(IMHA)”服务,帮助精神障碍者理解并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利。该服务通过“同伴支持者”向当事人说明其为何住院,并帮助当事人在住院及治疗的决策中表达意见。由此建立了当事人与医护人员之间交换意见的渠道。
澳大利亚以1986年精神病院住院患者在治疗中死亡的事件为契机,重整了精神保健体系。1993年通过《精神障碍者国家报告》,并以报告内容为基础实施了多种支持精神障碍者留在社会中的措施。近来更进一步引入国家残障保险制度(NDIS),将原本给予机构或设施的残障人士预算改为直接给予残障人士本人。
位于日本北海道的“贝德尔之家”案例提供了看待心理疾病患者的另一种视角。这里以“以脆弱为缘”为口号,按各自能力提供工作岗位,并通过“欢迎偏见与歧视”“把幻听称作幻听先生”“欢迎公私混同”等格言,展示与疾病共存的模式。从晾晒包装当地特产海带,到制作面条、海运等多种业务,与“没有利润也无妨”的格言不同,其销售额达到8亿韩元。
韩国保健预算中精神保健所占比例为3%。相比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将全部保健预算的5%~18%用于精神保健,这一水平非常低。此外,在欧洲等地90%以上的精神疾病治疗由公共医疗承担,而韩国仅为2%~3%。
人均精神保健预算也仅为44.8美元,只有发达国家的16%。尤其是这笔预算的大部分被投向民营精神病院和精神疗养设施。因此医院不愿让精神疾病患者出院。国家人权委员会指出:“国内精神疾病患者的平均住院时间为247天,与意大利(13.4天)、西班牙(18天)、德国(24.2天)、英国(52天)相比属世界最高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