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1-22 | 이지성 기자

[首尔经济活动] 63万亿韩元保健预算中精神健康仅占3%……1名社工对应100名患者

本页标题和正文均由AI机器翻译,未经人工审校。准确内容请以韩文原文为准。

随着精神疾病超越患者本人及其家庭的痛苦,上升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政府也于2017年修订了精神健康福利法,着手制定大规模对策。但由于预算和人力不足,患者及家属实际上仍被推向管理的死角。这正是有人认为亟需像“痴呆国家负责制”那样在国家层面进行系统、高效应对的原因。

9日出席国会保健福祉委员会的韩国保健福祉部长官朴凌厚表示:“坦率地说,很难掌握国内精神疾病患者的准确规模”,“对于不去医院的重症精神疾病患者,目前也没有合适的管理办法。”连主管部门的长官都承认无法掌握现状、无法管理监督,充分暴露出政府针对精神疾病患者的对策一直在空转的现实。

最大的问题是人力和预算。精神健康福利法修订后,全国基层及广域精神健康福利中心增至243处。但运营这些机构的人力仅有2500余名。部分精神健康中心人力紧缺,1名社会福利师要负责100名以上患者。预算也多年停滞不前。去年政府投入保健医疗领域的预算达63万亿韩元,但精神健康相关预算仅为1500亿韩元左右。

庆熙大学精神健康医学科教授白宗祐表示:“大部分精神疾病患者只要坚持治疗和咨询,就不会转为重症,而是可作为慢性病终身管理,问题在于让人不愿去医院的社会认知和结构”,“最近随着单人家庭激增,被制度边缘化和放任不管的患者急剧增加。”

对可能做出极端选择或实施犯罪的重症精神疾病患者的管理也很松散。据韩国保健福祉部国立精神健康中心推算的资料,截至2016年,国内重症精神疾病患者共43万4015人,其中仅19%即8万2776人在地区精神健康福利中心登记。处于管理死角的35万1239人(81%)患有何种疾病、症状有多严重,甚至都无法掌握。

在医疗机构接受诊疗后出院的重症精神疾病患者为5万4152人。但1个月内再次前往医院的患者仅为63.3%即3万4304人。这意味着,尽管重症精神疾病必须持续治疗,每年仍有近2万名重症精神疾病患者拒绝就医,在不安与痛苦中度日。

但专家表示,即便这些数据也难以视为准确统计。据国民健康保险公团数据,2017年因精神分裂症前往医疗机构的患者约为10万8000人,相关诊疗费为3619亿韩元。但医疗界推算,若包括实际未接受治疗的患者,国内精神分裂症患者规模将达50万人。因为在主要发达国家,精神分裂症患病率稳定表现为总人口的1%。

有观点认为,应借此机会对强制重症精神疾病患者接受治疗的门诊治疗命令制进行修改。该制度为减少精神疾病患者被强制住院带来的副作用而引入,但近一年内收到门诊治疗命令的患者仅有4人,被指形同虚设。原因在于,即便医护人员判断需要门诊治疗,若监护人反对也没有阻止的依据。

首尔市立大学法学专门研究生院教授申权哲表示:“要激活形同虚设的门诊治疗命令制,首先应构建由国家全额负担治疗费和药费的基础”,“由医疗机构决定患者住院的副作用很大,因此亟需引入由第三方机构作出判断的‘司法住院’制度。”

针对青少年精神疾病的对策也完全缺失。据国民健康保险公团数据,2016年国内青少年(9~18岁)中被诊断为抑郁症的案例为1万922例,比上一年增加27%。因学业、升学就业、家庭不和、交友关系等带来的压力,出现社交恐惧症、对立违抗性障碍、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的青少年不断增加,但很多情况被简单归结为青春期症状。

青少年精神疾病随年龄不同病名和症状多样,但目前政府运营的政策仅有韩国保健福祉部的儿童青少年精神健康促进事业和国立精神健康中心的学校精神健康事业。其中儿童青少年精神健康促进事业,全国243处精神健康福利中心中仅有130处参与,整体预算每年也停留在32亿5000万韩元。若青少年时期未得到妥善治疗,成年后转为慢性疾病的可能性很高,因此有观点指出应制定按年龄定制的精神健康对策。

首尔大学精神健康医学科教授权俊寿表示:“精神疾病由于是看不见的心理疾病这一特殊性,医护人员的持续观察和诊疗是核心”,“交由必须考虑营利的民营医院,投资必然薄弱,因此应像发达国家那样转向由国家全面负责的公共医疗。”

阅读韩文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