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资上涨必须伴随生产率提高。”
上月4日至6日在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举行的2019年全美经济学会(AEA)年会上,与会的纽约大学教授保罗·罗默的这一指摘,被视为为韩国主力产业突破现实困境提供了解法。因为无视生产率要素的最低工资上调,不仅损害产业竞争力,还给整体经济带来副作用。罗默教授指出:“如果生产率得不到保障,就只能挤占其他资源来填补工资,必然产生副作用。”
在主力产业崩塌之际,最先要解决的问题是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处于末位水平的汽车产业,人力成本上升会摧毁汽车产业自身的竞争力。韩国5家整车企业生产一辆汽车投入的时间平均为26.8小时,远多于日本丰田的24.1小时和美国通用汽车(GM)的23.4小时。不只是汽车。除半导体外,大多数行业都在为生产率下降而呻吟。对于生产率下降的首要原因,多数经济学家将僵化的劳资关系列为主因。据韩国生产率本部数据,国内制造业的单位劳动成本指数(2015年=100)到去年第三季度已升至109.4。单位劳动成本是生产一件产品所需的劳动成本,通常单位劳动成本上升即意味着生产率下降。技术开发、投资、竞争环境等都会影响生产率,但业界评价认为,在韩国,工资急剧上涨等劳动议题是相当重要的原因。一位大企业相关人士反问道:“生产率与工资应当成正比”,“业绩增长才涨工资,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代表性案例是“光州型就业”项目。由于决定从项目可行性评估重新开始,其存续令人担忧,但事实上光州型就业项目若能顺利推进,其所包含的变革之大足以重塑韩国劳资关系。光州型就业项目的原型是德国大众的“Auto 5000”和美国通用的“土星项目”。Auto 5000计划新建工厂,以现有工资的80%水平、每周最长48小时工时创造5000个岗位;土星项目则是把基本工资定为通用原平均工资的90%、废除年功制,设立名为土星的合资公司从而提高生产率的案例。
也有批评认为,光州型就业因政界为中心、不顾内外情况仓促推进而陷入失败危机,但最终使该项目搁浅的决定性原因仍是劳动界的激烈反对。理由是国内汽车产业已趋于饱和,不应扩大生产设施,但在国民眼中,这更接近于庞大工会维护自身饭碗。汽车业界一位相关人士表示:“从企业角度看,持续增加雇佣是社会责任,但为确保适当利润不可能无限增加”,“若不以企业保障雇佣、工会让步工资的‘大交易’为前提,几乎没有办法提升国内生产率。”
据Korean National Police Agency统计,去年集会示威共举行6万8315起,比前一年增加58%。其中劳动领域集会为3万2275起,增幅(73%)最大。这意味着尽管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和政治参与比以往大幅改善,走上街头的工会脚步却更多了。近期汽车产业将首次由劳、资、政三方主体齐聚一堂,组建探讨克服汽车产业危机的讨论平台。虽然会出席,但企业似乎并不抱太大期待。因为它们判断,如果工会不改变态度,一如往常,“提要求与拒绝、反对与退场”的旧态很可能重演。业界一位相关人士表示:“现政府上台后企业态度有相当大的转变,但劳动界强调‘烛光债务’,仍然强硬”,“工会不变,韩国的劳资关系就不会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