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现代人生活必需品的手机集成了数千项专利技术,但没有任何一家制造商独家拥有制造手机所需的全部专利技术。相反,竞争对手之间交换使用专利技术,即所谓的交叉许可才是普遍做法。因为只有这样,制造商和消费者才能享受更多益处。
尖端生物医药品的开发也是如此。差别或许在于其由体量比手机所需技术更庞大的专利技术构成,但仅从成药过程通常需要10年以上来看,就知道需要大量极为精巧复杂的技术。不过,只有掌握原创技术、做出差异化产品,才能在激烈竞争中存活,因此为确保专利技术而努力,可以说是医药品研发(R&D)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那么,做到哪里靠自己,从哪里开始合作才算合理呢?
以曾受到全球关注的诺华Kymriah为例。Kymriah是治疗白细胞之一的B细胞癌变所致恶性白血病的基因细胞治疗药,2017年在全球瞩目下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人们记住的开发主角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卡尔·朱恩,但实际上开发这一嵌合抗原受体(CAR)基因组合的是圣裘德儿童医院的达里奥·坎帕纳教授。诺华从宾夕法尼亚大学购得了Kymriah开发相关权利,但在有关CAR基因使用的主要专利权纠纷中,最终是圣裘德儿童医院胜出。也就是说,基因开发、通过临床进行概念验证以及成药所需的审批过程,分别由不同机构承担。
研究者开发药物时,开发核心技术并以专利加以确保比什么都重要,但谁都明白并非所有东西都必须由自己来做。虽然不能毫无对策地一味模仿他人技术,但有时人们强调,迅速买来他人的专利技术、让自己的技术更有用处更为重要。为此,人们无数次谈到,以开放姿态在校企之间、企业之间交流合作的开放式创新非常重要。
然而,基础研究者之间的合作相对顺畅,而怀有精密算计的企业之间的合作却并不容易。相对而言与海外企业合作还算顺利,与西方企业的合作比与日本企业更顺畅。可是国内企业语言相同、情感相近、沟通也容易得多,本应更容易化解矛盾,为何反而常有合作更难的经历呢?
或许因为我国技术交易尚不活跃,也存在技术上的不成熟,但究其根本,可以看到对“我的东西”的执念,以及一点亏都不愿吃的自私心态。坎帕纳教授开发的CAR基因,通过卡尔·朱恩教授应用于T细胞,才得以在临床中证明有效性。从某种角度看,两位本是竞争者,却因相互交流技术而取得了更大成果。这是表明拿出“我的东西”并不等于损失的代表性案例。
要形成健康的企业生态,就必须活跃专注基础研究的大学或研究所、进行早期开发的公司、集中于早期临床以证明有效性的公司,以及能够开展大规模临床和销售的大型制药公司之间的合作与技术交易。此外,并非所有企业都能从基础研究一路负责到产品销售,因此企业应集中于自身擅长的领域来完善技术。
我也梦想着,随着优秀生物技术走向成熟的各个阶段,这些专业企业如接力般传承技术、共生合作的日子早日到来。既有自己做的,也有买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