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就谈危机,心情颇为沉重,但看到日趋恶化的韩日关系态势,不免会这样担忧危机。我认为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近期的雷达照射争议。关于慰安妇协议问题或征用工问题判决等的处理,矛盾根底上的历史经验与世界观差异、对国际形势的认识差距比想象中更大,绝非易事,因而预计需要大量时间、智慧与努力。然而雷达照射争议,在过去本不会成为大问题、在相互让步的层面即可收尾的事项,如今却在矛盾关系中未能得到调解而日益激化。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地显示矛盾中缺乏沟通会带来何种结果的例子。之所以甚至提到韩国外交的危机,是因为担忧在与朝鲜、中国的关系仍不确定的情况下,又使与日本的关系变得困难而不确定,该如何应对。而矛盾扩大至此的背景中,似乎有我国对战后日本、尤其是冷战后日本所持的若干误解与偏见在起作用。
第一,是源于仍无法将战后日本与战前军国主义日本区分看待的误解。当然我们也有理由。日本此前虽多次表明反省,但否定它的“妄言”也接连出现,令我们怀疑其真诚性。冷战结束后,虽以国际贡献为名,却逐步扩大伴随军事力量增强的海外部署能力,更加放大了对其真诚性的疑虑。尽管如此,把现在的日本与过去重叠看待仍存在问题。这等于难以承认冷战时期追求转变为和平主义国家的战后日本形象,也会导致对冷战后日本为何追求伴随军力增强的普通国家化、政治大国化,以及在后冷战期的混乱中如何构建外交安全应对的理解出现扭曲。
面对强大的西方帝国主义的侵扰,近代日本的设计者们习得并承继了这样的现实主义感觉:国家间关系基本上以实力为基础,因而是无秩序的,唯有富国强兵与西方文明化才是应对之道。冷战结束后,日本外交蓝皮书表示,美苏之间热战的忧虑虽已消失,但更多大小冲突及战争仍可能发生,这就是典型例证。这种现实主义国际关系观,以及包含战后日本变化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战后70周年谈话,尽管其文句对我们而言令人不适,却在国际上获得认可,这提示了我们必须克服的“反日”边界,也暗示着将我们的立场固化为“偏向”的危险性。
第二,是认为韩国“正当”的主张只要日本“通情理”就不得不接受的单方面想法。这就如同把围绕历史认识问题等的韩日矛盾,视为仅由当前执政的以安倍首相为首的自民党这一保守势力所引发,因而认为政权更替就会有变化的看法。然而当前韩日两国的矛盾,或者说日本对韩国主张的立场,绝非如此简单。日本也有立宪民主党等自由主义势力,但正如过去三次国政选举所显示,对中国或朝鲜的威胁认识不分党派,是实际存在且趋于一致的,在这种情况下自民党这一保守政党取得了大胜。此外,日本主要报纸不论倾向如何,都从不履行国际协约的角度批评韩国实质废弃慰安妇协议或征用工诉讼判决。
如此,19世纪中叶以后日本所追求的西化与近代化,是从为国家利益的现实主义路径而非正义实现出发形成共识的,这与韩国有所不同。过度夸大这种差异,既不符合韩国国家利益,也难免令人担忧会招致危机。期待以实事求是为本的现政府对日“双轨”政策,能够活化为承认差异、又通过沟通使妥协成为可能的实事求是之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