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里德·扎卡里亚 《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CNN《GPS》主持人
观察英国在脱欧(英国退出欧盟,Brexit)问题上所经历的疯狂,人们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看法:退出欧盟(EU)的决定是一种愚蠢之举和自伤行为,将令英国人在未来数年陷入贫困。实际上,欧洲是英国最大的市场,消化了英国全部出口量的近一半。
丧失这样特殊的市场准入权,对于换取主权的象征性强化而言,代价过于高昂。
然而与此同时,脱欧乱局也照亮了欧洲自身,展现出许多人——包括至少身处西欧核心地带的人士——所说的欧洲实况:一个大陆,以及一个已经停止运转的政治工程。
我想以欧盟的热情支持者的立场来谈。
美国与欧盟是以开放市场与民主政治、自由与法律、人权与全球共荣为基础,引领世界的两大引擎。
如果这两个中心中任何一方的力量与目标出现倾斜,这些价值在全球范围内被削弱的可能性就会升高。
过去30年间,欧洲工程偏离了自身的轨道而彷徨。
欧盟以扩大市场、提高效率与政治稳定性而相互合作的国家共同体身份起步,却被两大议题所困,而这两大议题正在侵蚀它迄今取得的最重要成就。
第一是在苏联解体的余波下,一批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上远远落后于欧盟原始成员国的新国家急速纳入集团。1993年以后,欧盟成员国数量由12个增加到28个。
以开放市场、简化监管、创造新增长机会为宗旨起步的欧盟,不久便沦为把资金从繁荣国家再分配到新兴市场的“转移联盟”。
即便在今天稳健的经济环境下,欧盟的支出也占匈牙利经济的3%以上、立陶宛经济的近4%。
在国境开放的欧洲,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差距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移民危机。例如,正如马蒂亚斯·马蒂斯在外交专业杂志《外交事务》中所指出的,从2004年到2014年的十年间,200万波兰人移居英国和德国,约200万罗马尼亚人迁往意大利和西班牙。
这样的集体迁移给迁入国的社会安全网带来巨大压力,并导致民族主义与本土主义的兴起。
2015年从中东几乎全部地区涌入欧洲的多达100万难民,必须放在欧盟内部已有大量移民从穷国流向富国的脉络中来看。
此外,正如从美国到奥地利几乎处处可见的那样,对移民的恐惧无异于提供给右翼民族主义者的火箭燃料,他们对被认为放任移民涌入负有责任的政治体制表达了不信任。
吞噬欧盟的第二个挑战是其自身货币欧元。欧元在流通之初更多考虑政治而非经济,存在严重的结构性缺陷。欧元把统一的金融体系强加给维持着差异巨大的财政体系的19个国家。因此即便遭遇不景气,成员国也无法降低货币价值,也无法从布鲁塞尔获得(如美国州政府从华盛顿获得的那种)巨额追加财源支持。
正如2008年以后明白显现的那样,由此带来的结果是经济衰退与政治反弹。
脱欧应当促使英国人认真思考他们在世界上所处的位置,并在其中作出调整以实现繁荣。
与此同时,脱欧也应成为让全体欧洲人重新仔细审视这个伟大构想却已走偏的工程的契机。欧盟需要的不只是简单的修补。首先应回到起步之时的基本原则,重新发现核心目标,并检视当前体系的哪些方面已不再运转、是否有承担修复的财政余力、未来能否管理等问题。
在本周与我进行的CNN访谈中,托尼·布莱尔说:“英国必须重新思考(脱欧),但欧洲也一样。”
欧洲如今正在摇摇欲坠。一些美国人对这一前景感到高兴,但欧洲的削弱对美国有害。
布莱尔说:“到本世纪中叶,我们将生活在一个多极化的世界。”他的诊断还在继续。
“在多极化的环境中,西方必须联合,欧洲必须与美国并肩而立。因为归根结底……我们是相信民主与自由以及法治价值的国家。否则随着本世纪的推进,我们的子女和孙辈将不得不费力弄清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究竟处于什么位置,而西方将更加失去力量。而那不仅对他们有害,对我们所有人都有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