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几乎睡不着。越是闭上眼睛,头脑反而越清醒。安眠辅助药一开始吃了马上就能睡着,但一直服用后效果渐渐消失了。现在吃了药也很清醒。不过喝酒的话我会不知不觉睡着,所以周五就在家里一边看电视一边喝啤酒。整个周末那样睡过去,周中即使少睡一点也还能工作。我不觉得自己承受的压力比同龄人多。大家不都是承受这么多压力在工作吗?”
30岁出头的上班族宋智媛(音)很普通。她毕业于首尔的大学,在一家令人羡慕的公司工作。也有正在谈婚事的男朋友。只是晚上无法好好睡觉而已。对于劝她去精神科就诊的朋友们,宋某坚决推辞:“最近婚前开具病历证明很流行,即便只是失眠症,一旦有过精神科就诊经历,在结婚过程中也可能成为问题。”
疾病分类代码F码。这一代表精神及行为障碍的代码,自1995年12月《精神保健法》制定以来,长期以来一直令人恐惧。哪怕只是在精神科接受咨询也会被记上F码,以至于人们回避精神科。为消除负面偏见,2011年更名为精神健康医学科,最近又将轻度抑郁症排除在F码之外、缩小适用范围,情况依然如此。
每四名韩国人中就有一人一生中至少经历一次精神疾病。重度精神疾病也始于抑郁症、失眠症等轻微的心理疾病。抑郁情绪或抑郁症是引发自杀念头的最大因素之一。根据Korean National Police Agency分析自杀动机的资料,自杀者中有30.3%存在精神科方面的问题。但即便开始患上心理疾病,前往医院就诊的情况也很少见。轻症患者时是因为畏惧社会烙印,重症患者时则是因为对至今仍处于人权死角的强制住院的恐惧。
精神疾病病名多样,但大致将抑郁症、精神分裂症、恐慌障碍、焦虑障碍、躁郁症分类为五大疾病。不过最近医疗界由于后天性疾病比先天性疾病增多,倾向于将轻度抑郁症或失眠症也在广义上纳入精神疾病。因为被本人视作无关紧要的抑郁症和失眠症,往往会发展为重度精神疾病。
“精神障碍与人权波涛之手”的李贞河(音)代表从20多岁后期开始饱受幻觉和幻听困扰。她不得不从原公司离职,并被家人强制住院多达八次。李代表强调,在心理疾病患者之间,像她这样被强制住院后还能出院回到外面的人被称为“生存者”,可见封闭病房及强制住院的弊害严重得难以言表。
“一旦被强制住院,就应视为没有身体上的自由。在那里我们是彻底的弱势方,如果不做他们希望的行为,就会被套上约束衣或绑住手脚,严重时还会被注射接近致死量的强效药物。因为我们是死了也无所谓的人。靠自己意愿出去的办法也几乎没有。在封闭病房,只要我们住着院,每月就有约100万韩元的补助金,而对家人来说我们是只会让人头疼的存在。”
金钱方面是心理疾病患者的另一重痛苦。重度心理疾病患者需要长期治疗,而且事实上无法从事经济活动,因此费用负担高于其他疾病。轻症心理疾病情况也没有不同。由于担心留下病史记录,往往倾向于自费就诊。实损保险等也拒绝心理疾病患者投保,负担因此加倍。政府的支援集中于机构及医院,不足以减轻患者负担。
为打造心理疾病患者自立模式而设立合作社也遇到了难关。作为为残疾人就业介绍等福利立法的《残疾人福利法》第15条规定,对于适用《精神健康福利法》等其他法律的残疾人,可根据总统令的规定限制本法的适用。因此,帮助精神障碍者自立的合作社也不得不由精神科医生、志愿福利人士等出任代表。李代表也倾诉说:“设立波涛之手时曾梦想做合作社而非社团法人,但首尔市不予许可,只能放弃”,“合作社法制定当时我还在合作社音乐会上做过发表,所以遗憾更深。”
专家们一致认为,除门诊治疗命令制等制度层面的补充外,社会认知也必须改善。最近艺人接连坦白病史的恐慌障碍就是一例。徐教授表示:“最近5至10年因恐慌障碍就医的人增加了两倍以上”,“这是因为艺人们的公开使社会对恐慌障碍这一疾病的恐惧减少,对精神科就诊的正面认知增加。”他还强调:“抑郁、焦虑随时都可能到来,应营造一种社会氛围,让人们在需要时随时可以不必顾虑他人眼光地获得医院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