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大选期间,包括文在寅总统在内的所有主要候选人都一致主张“中负担、中福利”。“中福利”是指把仅占国内生产总值(GDP)10.4%(2016年标准)的公共社会福利支出规模,至少提高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平均水平(21%左右)。虽然难以达到德国(25.8%)或瑞典(27.1%)等高福利国家的水平,但无论哪个政党,在必须提高目前偏低的福利水平这一点上都已在一定程度上达成共识。
问题出在之后。要把福利支出增加一倍就需要钱。“中负担”是指提高仅为OECD平均水平76%的韩国税收与国民负担率,并以此为财源扩大福利。因为仅靠现有支出结构调整无法承担不断增加的福利支出,最终只能通过提高税金或保险费来增加国民负担。当时所有大选候选人都承认“不增税的福利”不可能实现,但提出的方案却千差万别。时任国民之党候选人安哲秀称年均需增税24万亿韩元,时任正党候选人刘承旼称40万亿韩元,时任正义党候选人沈相奵称70万亿韩元。相反,文在寅总统表示每年只需通过增税筹措6.3万亿韩元即可。文在寅总统当时主张:“要扩大福利,只要增加与福利相关的公务员和公共部门岗位就行。”也就是说,关于为更多福利需要承担多少钱的讨论并未真正展开。
结果,韩国社会固化了既希望扩大福利、又不愿承担更多负担的矛盾认识。根据韩国保健福祉部去年发布的“社会保障国民认知调查”,79.7%的受访者赞成扩大社会保障,但68%反对额外负担税金或保险费。这被解读为除了像“免费福利”那样“少缴多领”的态度之外,也反映出国民对现行福利事业实效性的信任度偏低。首尔大学教授安相勋批评说:“福利所需的钱总要有人来出。这正是必须坦诚地向国民说明要增加什么福利、怎么增加,增加的话又要出多少钱、怎么出,并共同解决的原因”,“但如今执政党与在野党都在大举增加既无共识也无检验的消耗性现金福利,却把负担的话题悄悄藏了起来。”
不仅福利的“量”,关于“质”的讨论也完全空白。儿童津贴、青年津贴等各种津贴以及生育奖励金、免费保育等个别福利政策正在大幅增加,但关于如何构建福利体系整体框架的总体规划并不存在。地方自治团体也在竞相增加免费校服、差额保育费补贴、产后护理费用等现金性支援。虽然规定地方自治团体新设或变更社会保障制度时须经协商,以调整与中央政府的重复,但同意率高达97.8%(2017年),而且地方自治团体若强行推进也无法阻止。仁荷大学教授尹洪植表示:“除了把公共福利支出提高到GDP的20%水平之外,还应展示如何支出,以及通过支出体现韩国福利国家所描绘的社会质的面貌”,“在没有相关社会共识的情况下增加临时性现金支援的方式并不可取。”
随着重心倾向于轻而易举的现金福利扩张,担忧其与发达福利国家背道而驰的声音也很大。安教授解释说:“发达国家近来通过福利改革,正在削减可能像‘福利病’那样弱化劳动动机的现金福利,增加照护、看护等服务型福利”,“服务型福利对扩大就业也有效果,可以形成‘就业—增长—分配’良性循环的福利体系,而韩国却在往相反方向走。”
与此同时,“无法削减”的福利强制性支出正在快速增加。据国会预算政策处统计,福利领域的强制性支出预计将从今年的106.8万亿韩元增至2050年的347.7万亿韩元,年均增长3.9%。按占GDP比重计算,也将从5.7%升至10.4%,接近翻倍。尽管情况如此,文在寅政府任期结束的2022年之后的财政状况却是“一片漆黑”。政府原本表示将于去年7至8月发布长期财政展望,但因地方选举及韩国国民年金长期推算结果发布推迟,这一计划也毫无消息。
安教授表示:“对扩大福利的方向没有异议,问题在于扩大的方式”,“看不到关于在有限预算下什么才是可持续福利体系的思考。”一位要求匿名的专家斥责说:“‘免费福利’‘先福利后增税’不仅是朝三暮四,更是给未来子孙留下过重负担的不负责任的谎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