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1-17 | 조권형 기자

[迎来30年的“社会服务命令”] 年均6万人“强制服务”…开小差也无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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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毒品犯罪被抓获、被法院判处120小时社会服务命令的A某。他在受仁川守法支援中心委托执行社会服务的一家社会合作社做了17次便当配送服务。但事后查明,A某有15次擅自离开工作地点,而身为该合作社代表兼区议员的B某明知此事却收受300余万韩元的报酬予以默认,因此被拘留。仁川守法支援中心在此期间曾4次赴该合作社现场监督,却未能查出。

对有罪者以社会劳动代替监狱关押或劳役场的社会服务命令制度迎来引入30周年,却因管理不善问题受到诟病。有意见指出,为使让犯罪者拥有赎罪与赔偿时间的社会服务命令得到严格执行,需要强化管理监督并增补人力。

据韩国法务部17日消息,去年社会服务命令执行对象共达6.0286万人,比2014年增加约20%。执行对象分为在缓期执行实刑之外被判处社会服务命令者,以及以社会服务替代300万韩元以下罚金刑者。社会服务命令制度1989年首次对少年保护处分对象引入,1997年起扩大至成年人,2009年起又扩大到罚金替代。以去年为准,缓刑社会服务者达5.1224万人,罚金刑替代社会服务者达9062人。

然而,负责管理监督的保护观察职公务员目前仅有138人。因此,相较于保护观察官直接管理社会服务全过程的“直接执行”,委托给社会福利设施等合作机构的“合作执行”比例占绝对多数。直接执行比例已从2014年的27.4%大幅降至去年的17.2%。结果,被判处社会服务命令的10人中有8人是委托执行。

但即便是合作执行,也因人力不足而连最低限度的管理都难以实现。全国57个保护观察所管理着1179个社会服务合作机构。保护观察所通过PC(影像摄像头)查看在合作机构服务的对象出勤情况,此外保护观察官每周约一次到机构现场走访。反过来看,这意味着合作机构负责人存在虚假录入社会服务对象出勤记录的余地,对象也可能避开保护观察官现场走访时间偷懒或擅自离开。此次仁川发生的案件正是恶意利用了这一漏洞。

韩国法务部方面表示:“将以此次事件为契机,尽量避免难以追踪管理对象的外出型服务”,但有意见指出这并非根本解决方案。因为只有预算和人力扩充到位,才能提高直接执行比例,对合作执行也才能增加现场走访次数或进行不定期检查等彻底监督。京畿大学犯罪心理学系教授李秀正表示:“社会服务对象并非普通市民,必须在有人监督下服务,但现在却交由合作机构”,“承担管理出狱犯罪者这一重要社会防卫工作的保护观察人力和预算亟需扩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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