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是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为解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创新过程而提出的概念。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是由从内部不断以革命方式改变经济结构的力量所推动的,并将企业家视为创新性变革的主体。近来在第四次产业革命过程中,“创造性破坏”的速度进一步加快,企业的兴衰更替加速,由此引发的劳动市场矛盾也在升温。
第四次产业革命的直接冲击首先落在很可能被机器人或人工智能(AI)替代的简单重复性岗位上,但熟练岗位也并非不受打击。当前韩国社会正在发生的Kakao集团拼车服务与出租车业界之间的矛盾,可以说是其代表性例子。拼车服务具有高效利用现有资源的优点,但由此受损的出租车司机和出租车业界的反对正浮现为社会问题。如果在拼车服务之外无人驾驶汽车也实现商用化,大多数司机将面临失业危机。全球会计咨询公司普华永道(PwC)预测,到2030年美国38%的岗位、德国35%的岗位、英国30%的岗位以及日本21%的岗位将消失。因此,“创造性破坏”现象引发的社会矛盾,可以说是第四次产业革命浪潮汹涌的所有国家都在经历的时代难题。
第四次产业革命在破坏既有产业和岗位的同时,也将创造新的产业和岗位。新产生的岗位是多于还是少于消失的岗位无法准确判断,但从过去200多年产业革命的经验来看,专家们的共同意见是:新岗位将充分产生,许多人担忧的所谓“第四次失业”局面不会发生。然而问题在于,与岗位相关的结构调整速度和幅度将远快于、远大于过去。这意味着个人必须积极努力适应新环境,国家层面也须全力制定支持这种个人努力的政策。
要有效应对创造性破坏带来的负面影响,必须推进同时兼顾劳动市场灵活性与稳定性的政策。丹麦最早实施、如今成为世界各国劳动政策范本的所谓“灵活安全性(flexicurity)”政策,其目的在于让企业更容易解雇和雇用以提升竞争力,同时为劳动者切实提供社会安全网,从而最大限度减少劳动市场灵活化带来的劳动者不安感。得益于1990年代中期社民党出身的总理拉斯穆森推行的“灵活安全性”政策,丹麦在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方面取得了世界最佳成果。在丹麦,最低工资也不是由政府统一制定,而是通过劳资协商按行业、按地区分别确定,因此不会出现当前韩国那样的混乱和副作用。
要使灵活安全性政策取得成功,必须尽快确立通过劳资政对话达成共识的惯例。韩国在1997年遭遇外汇危机这一国难时,曾组建“劳资政委员会”,将裁员制度法制化,提高了劳动市场的灵活性。同时改善雇佣保险制度,扩大失业补助的对象和水平,同步提升劳动市场的稳定性,从而早期克服了外汇危机。期待文在寅政府成立后历经长期阵痛、最近成立的“经济社会劳动委员会”不仅解决弹性工作制等当务之急,更能通过对话与妥协,开创同时提升劳动市场灵活性与稳定性的新传统。与此同时,为减轻劳动者的不安感,应制定加强雇佣保险和社会保障领域社会安全网的综合对策,并将其纳入政府的“2040计划”,从而完成“韩国型灵活安全性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