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2-26 | 오현환 기자

[崔荣起专栏]不该是社会大妥协,而应走向国家大妥协

本页标题和正文均由AI机器翻译,未经人工审校。准确内容请以韩文原文为准。

翰林大学经营学部客座教授·前韩国劳动研究院院长

明年是临时政府成立100周年。此时应回顾过去100年的国家成就,并设计未来100年的愿景与发展战略。文在寅政府也提出包容国家作为新的国家愿景,探索新的发展战略。上周,文在寅总统主持扩大经济长官会议时嘱托,“要以经济社会劳动委员会为中心,积极推动社会对话与妥协”。与此相应,兼任副总理的韩国企划财政部长官洪楠基报告称,将把社会大妥协(big deal)提升为四大经济政策方向之一,以解决堆积如山的难题。等待大妥协的议题不止一两个,但核心仍是与劳动界的妥协。首先,堪称文在寅政府劳动市场改革概念设计图的光州型就业项目,正卡在大妥协这最后一道门槛上;被视为共享经济宠儿的顺风车服务实施,也在等待与出租车劳动者的妥协。政界曾同意年内修法的弹性工作时间期限延长问题,也再次摆上社会对话桌。韩国企划财政部将公共部门工资体系转为职务工资的方针,以及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在从群山到统营的南部海岸带就业危机地区创造2.6万个新岗位的计划,都需要社会妥协。

除劳动问题外,因未能达成妥协而跨越数届政权被搁置的功课也不止一两件。摆弄了十多年的服务业发展基本法至今未能迈过国会门槛;被视为李明博政府社会统合委员会最大政绩的修订版高等教育法(讲师法)拖了8年后终于定在明年8月施行,但大学如今如同被捅了蜂窝。尽管历届政权努力,允许在便利店销售的药品比重仍受药师抵制阻挡,仅为发达国家的1%。考虑到这些情况,与总统的嘱托或经济部门长官们的承诺不同,能否突破利益集团的殊死抵抗、到明年此时收获几项大妥协成果,令人怀疑。即便出现某种妥协方案,也更可能不是经济主体节制与让步带来的戏剧性妥协,而是靠塞入政府预算、东拼西凑利害算计的勉强妥协。

回头看,我们也曾有过令国民感动的大妥协。在IMF经济危机的顶点,劳动界前瞻性的让步使包括裁员在内的劳动法修订成为可能,广泛的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也随之而来。在这种氛围中,还兴起了募金捐金这样的国民运动。如今我国需要的大妥协,也正是这种大局性让步与国民感动。为摆脱延续70年的南北军事对峙与内部矛盾、践踏第四次产业革命萌芽的各种利益集团抵抗、民主化之后30年仍在持续的殊死搏斗式政治,国家的大决断与大妥协从未像现在这样迫切。我们如今正站在大转折的关口上,有可能超越3万美元收入国家,跃升为七国集团(G7)地位和亚洲领导国家。要顺利渡过这一关口,就要通过缓和内部矛盾与南北经济合作,为活力渐失的韩国经济打开新的机会之窗,并通过劳资大妥协打开将裂痕职场整合为公正劳动市场的道路。而最重要的是,政治领导人应带头放下既得权益、率先垂范,推进把对决政治转变为妥协政治的政治改革。

要承载这些要求,就须成为由政治领导人主导的朝野政常设协议体层面的国家大妥协。在劳资之前,国家领导人应先一点点放下权限,呼吁各利害集团共同参与。所有这些大转折课题,都应用国家大妥协这块大包袱皮包起来。由朝野政协议体主导,汇聚经济社会劳动委员会、“总统直属三一运动及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成立100周年纪念事业推进委员会”、政策规划委员会和经济人文社会研究会的力量,完全可以做到。迎来光荣的政府成立100周年,所有利害集团暂时把各自的利害算计放在一边、参与大妥协的大义与名分也很充分。正如1998年当选总统金大中所做的那样,只有文在寅总统亲自出面,大妥协才能成功。

阅读韩文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