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2-20 | 권홍우 논설위원

[权洪宇专栏]军人对自杀的吊唁…我们怯懦的自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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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选择死亡的个体只有人类。动物世界或许存在为调节种群数量的生态性自杀,但社会性自杀唯人类独有。为什么?自杀背后有着强烈的执着。在东方尤其如此。以放弃生命这一物理手段来守护精神价值的动机十分强烈。前国军机务司令部司令、已故李在寿中将正是因此结束了生命。令人痛惜。对国家而言也是损失。一位既好学又积极的人为国贡献的机会就此消失……

有人说故人的葬礼上没有一名现役军人出席,其实并非如此。至少有几人前去吊唁。但世态凉薄却是明确的。倘若故人是自然死亡,吊唁者中绝大多数还会是预备役吗?正在反复咀嚼这幅苦涩自画像时,另一则关于死亡与军人的消息传入耳中。一位军人在已故卢武铉总统自杀后不久试图私人祭奠,被拍到了。这位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前途被看好的军官的军旅生涯实际上就此终结。

看似迥异的两起自杀有不少共同点。故人们选择的动机如此,军人们送别亡者的态度也几乎相同。记忆中没有直接吊唁卢总统之死的现役军人。只有一位海军陆战队中尉身着礼服前往庆南峰下村行举手礼。他是预备役。想到亡者与吊唁,旧日记忆浮现。朴正熙前总统去世后不久,日本一家周刊如此讥讽:“在朴正熙的国家韩国,正发生难以置信的事。曾对朴总统竭尽忠诚的部下们不见踪影。若在日本,至少会有十余人随之而去……韩国人或许比想象中更为怯懦的民族。”

韩国人真的卑劣吗?想要辩驳说并非如此,但证据却充斥四处。唯一剩下的路只有去改正。修复我们这个破损社会的责任在哪里?不必多言。责任属于政治。终生被评价为“右派哲学家、对美国宽容的犹太人”的女性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在名著《人的境况》中强调了宽恕与承诺是人类最高行为这一段落。“(如果不宽恕、不承诺)我们将被囚禁于唯一一个永远无法挽回的行为之中,我们将永远作为其结果的牺牲者留存下去。”

在韩国的政治现实中,执政党与在野党相互宽恕、相互承诺并非易事。尽管如此,如果必须有人去做,首要责任在执政方。与期待相反,执政方傲慢。共同民主党代表李海瓒强调长期执政,但能做到吗?在近期由民主党赞助举办的“烛光精神与文在寅政府改革课题研讨会”上,甚至出现了极端警告:“除非在野党踢进乌龙球,否则下届总选将失败”“第二次‘废族’不远了。”

执政方的政治没落不在我的关心范围。问题在于我们国家。政治的混乱必然耗尽有限的国家能量。没有办法吗?可以从被称为“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那里找到提示。据说斯密生前比《国富论》更为珍视的《道德情操论》,一言以蔽之是关于“共情”的哲学。以斯密认为唯有共情与对他人的利他性让步才能引领社会与国家发展的观点来看,我们究竟能得多少分?

我们有课题。按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人人都脆弱到会陷入虚荣,也聪慧到具备共情的能力。我们的未来取决于能否以脆弱为推进动力、以明智为制动装置而向前迈进。今年的日历也只剩几页。令人担忧的是新年是否会延续今年这样的混乱。虽说政权已放手,但已变成怪物的法院、检方与企业会朝哪个方向弹跳,也难以估量。恳请总统。请务必开口。希望从政治行为的首要之物——语言开始变得更加美好。

若以对方是否希望被宽恕、是否会作出承诺为借口,那就令人失望了。想想纳尔逊·曼德拉与金大中总统是否曾拿着尺子裁量罪过。在倡导包容国家论、与朝鲜也对话的当下,不知在国内政治中究竟具备多少包容力。希望新的一年里,死亡、固执与复仇消失,宽恕、承诺与生命的能量充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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