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引入按各政党得票率比例分配国会议员席位的联动型比例代表制,赞成与反对两种意见交锋激烈。
15日,执政党与在野党共5党的院内代表发表了选举制度改革协议文,表示将积极研究引入联动型比例代表制的具体方案。但协议达成后,除自由韩国党之外的执政党与在野党4党与韩国党之间对协议文文句的解释存在分歧,引入联动型比例代表制的讨论出现摩擦。现行国会议员选举制度是小选区多数代表制与并立式比例代表制的混合方式,但小选区多数代表制一直被批评固化了大政党的独占,因此完全与政党得票率联动的比例代表制被作为替代方案提出。赞成引入一方主张,由于各党的总席位数依政党支持率决定,可提高得票与席位比例的比例性,防止过多死票产生。反对一方则反驳称,若走向联动型比例制,议员定数增加不可避免,并可能因小党林立而引发政局不安。以下刊载双方观点。
正如部分学界和政界所高呼的那样,联动型比例代表制能拯救韩国政治吗?即便谈不上拯救,能否成为韩国政治走向先进化的契机?若真如此就太好了。这并非空话,而是真心期盼。但从国会先进化法实施后我们的国会和政治也并未变得多么先进来看,轻率的期待是万万不可的。这或许又是一个证据:制度固然重要,但运用制度的人才是问题所在。
据称联动型比例代表制的名义是为了强化国会席位的比例性,即尽最大可能缩小政党支持率与席位数之间的落差。理所当然要大幅增加比例代表。若要像现在这样维持全体议员300人,就必须把250多个选区减少到200多个,并把比例代表设为100席左右。议员们绝无可能赞成。议员们坦率的内心想法恐怕是,如果可能,希望把议员定数增加到400人左右,即维持现在250名左右的选区议员,把比例代表设为150名左右的方案。“我国议员人数比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少”“即使议员人数增加,国会预算也保持不变”等说法已经开始放试探气球。也有330人或360人的说法,但不论怎么说,国民都难以容忍。因此,联动型比例代表制最重要的绊脚石是国民的接受度。再怎么标榜为改革方案,也不能无视国民舆论而强行推进。
法理上也有问题。比例代表是按照与选区选举分开进行的政党投票得票率,按政党分配的。这比过去仅计算选区候选人所得票数的方式前进了一步。比例代表的严重问题在于,国民在其选出过程中完全无法行使任何影响力。各政党的比例代表人选确定、排序决定过程等都没有反映国民的意志。一切都由政党、准确地说由所谓领导层的意志左右。围绕比例代表人选确定,总是出现公荐献金、特别党费、密室苟合、幕后交易等杂音,原因就在于此。而国民则在根本不了解这样选定出的比例代表候选人的情况下投票。各政党公开比例代表候选人时,确实会短暂吸引一些关注。但没有选民是看着比例代表候选人才投票给政党的。也有意见认为,在比例代表制度下,固定名单制违反宪法。也就是说,政党推出的、使选民无法影响排序或当选与否的固定比例代表名单,可能违反直接选举原则。因此,才会有部分意见认为,增加议员人数的联动型比例代表最终将导致的不是比例性强化,而是党权强化。
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杰克·巴尔金说:“民主主义文化远比作为政治制度的民主主义本身更重要。”无视融入制度之中的历史与文化传统、只照抄制度,并不是改革。南方的橘子到了北方变成枳的例子不止一两个。看看近来(不,一直以来)纷争不断的大学入学考试制度也是如此。为了振兴公共教育、认为仅凭分数排队的入学考试不可取而引入的制度,就是入学审查官制度。该制度在美国等地作为入学考试的骨架得以无问题地运行,是因为存在绝对相互信任这一社会资本。也就是说,在敌对性相互不信任已成日常的我国,这是不可能扎根的制度。选举制度也类似。德国的联动型比例代表制使特定政党难以聚集绝对多数票,小党可能林立。德国采用这种制度,是为了防止出现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纳粹党)那样强大的领袖与政党而苦心思考的产物,并不是因为我们应当追求的美好目的(协商共治)才采用的制度。最近的经历有力地说明了德国政治最大的弱点——不稳定性。德国在2017年9月举行大选后,长达5个多月未能组成联合政府而漂流,直到今年3月才得以组建政府。也就是说,“德国做得好,只要引入同样的制度我们也能做好”,不能作为引入德国式联动型比例代表制的论据。
曾有主张认为帝王式总统制是我国政治一切弊病的根源。如今又说,不搞联动型比例代表制就搞不好政治。大学生的期末考试正在进行中。分数差的学生理应责备没有努力学习的自己。对于那种一味怪罪笔不好、硬说只要给他买支名牌钢笔就能考出好成绩的学生,我们该说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