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2-17 | 오현환 기자

[海外专栏]城乡鸿沟与政治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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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里德·扎卡利亚 《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CNN“GPS”节目主持人

对史蒂夫·班农而言,打造一个由大众主义者组成、具有持久力的多数党的方法,就是把左翼与右翼的力量捆在一起。

这正是他今年初造访意大利的原因——在那里,代表左翼和右翼的势力携手组建了联合政府。

班农希望把伯尼·桑德斯的支持者从民主党中剥离出来,也应在同一脉络中理解。

然而,我们将见证新的左右大众主义(left-right populism)崛起的地方是法国。

迄今为止,法国的“黄马甲”示威者没有所属政党、既成结构或领导层。尽管如此,他们提出的诉求清单正在广泛传播。

他们所提要求的核心,是把最高税率限制在25%并大幅增加社会支出这种根本无法实现的幻想。这一纲领的突出特征在于,示威者把左翼与右翼的传统愿望结合在了一起。

如此一来,主要极左政党和极右政党的支持者中近90%声援黄马甲运动也就再自然不过。相比之下,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总统所属中间派政党的支持率仅为23%。

法国的黄马甲起义蔓延到了因移民问题受困、联合政府倒台的邻国比利时。但那里的示威者也和法国一样,共有着来自左右两翼的普遍不满。

与法国、美国、英国一样,这同样是地方居民针对城市精英阶层的反弹。

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的城市居民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地方居民之间的长长裂缝,正成为西方政治新的分界线。

无论在哪里,“局外人”都难免感到自己被忽视和轻视。无论在哪里,他们都对大都市精英怀有深深的反感。

这部分是阶层问题,部分源于文化,但其中也存在重要的经济因素。

据布鲁金斯学会数据,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就业增长的72%发生在美国53个大都市地区。

要真正理解由此产生的结构性分离,须记住美国62.7%的人口密集于城市,而全部城市的国土占有率仅为3.5%。

《华尔街日报》(WSJ)指出,城市与地方的命运已经倒转。

1980年美国的城市处于功能失灵状态。被犯罪侵蚀的城市竭力阻止居民外流。

如今城市不断繁荣成长,也相对安全,而地方却被堆积如山的问题折磨。

地方与城市的这种鸿沟在法国、意大利、英国乃至许多其他西方国家都普遍出现。

而且情况可能进一步恶化。经济学家达龙·阿西莫格鲁与帕斯夸尔·雷斯特雷波的研究指出,使用工业机器人每台会产生替代6名工人的就业减少效应。

他们还补充说,工业机器人主要集中部署于中西部和南部地区。

大都市地区通常富裕、创意型服务业强势,而地方则与技术和娱乐产业以及法律金融中心相距甚远。

去中西部地方就会发现,那里主要的雇主只有政府和(接受政府支持的)医疗行业。

该地区居民在投票时常常做出不理性的决定。他们对有助于自己的项目投反对票,却赞成为富裕阶层减税、削减劳动阶层福利的方案。

《纽约时报》(NYT)的托马斯·埃德索尔指出,2017年共和党的税制改革法案结果等于在财政上资助企业实现业务自动化。

欧洲人采纳左翼与右翼相互矛盾的主张。但这或许只是反映了一种更为普遍的焦躁——想要找到某个承诺更美好未来的人——而作出的盲目努力。

新闻人汤姆·布罗考在1998年出版的著作《最伟大的一代》(The Greatest Generation)中,通篇写的是生活在远离城市地区、未接受大学教育的男性的故事。因为他认为那才是“真正的美国”。

与此类似的法国地方地区曾被称为“法国的深层”,意指洞察法国整体民心的地区。如今它们被称为“失望的地区”。

以色列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在其新著《21世纪的21堂课》(21 Lessons for the 21st Century)中主张,20世纪最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与民主资本主义——都以承诺光荣的未来,把普通人置于历史的正中央。

然而今天,我们似乎只需要少数几位以计算机和机器人描绘未来路径的天才。

因此,没有拿得出手的学位、不参加TED演讲、没有人脉或资本的法国、英国和美国的普通人,难免要问留给我的位置在哪里。

而对这个问题,没有任何一个人能给出正确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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