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资上调、工时缩短等劳动环境正在变化,但在劳动最密集的纺织行业,确实未能作出恰当应对。即便在纺织产业内部,各领域的成本和生产流程也各不相同,因此有必要考虑按行业差别适用。”
韩国时装产业研究院院长朱相镐(62岁,见图)29日在首尔江南纤维中心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表示:“各类劳动议题层出不穷,在南北和解气氛下经济合作的必要性凸显,为提升韩国主力产业纺织业的竞争力,也需要多角度的路径。”
朱院长1981年进入双方铃后,在国内时装产业积累了30多年经验,是业界元老。1995年至2016年,他在韩国时装产业协会担任常务理事和中心负责人,统管协会业务。去年他担任第19届总统选举对策本部时装产业发展特别委员会委员长,被评价为对时装产业政策亦有深厚造诣。今年1月他就任韩国时装产业研究院院长,负责国内时装产业研究。
他认为,要积极应对劳动相关议题,必须先把基础研究做到位。他判断,近来纺织、时装业界虽出现批评政府劳动政策的声音,但由于相关研究不足,未能提出系统性替代方案。朱院长说:“应当向政府提出按行业差别化最低工资之类的方案,但纺织业界似乎没有调查出支撑这一主张的依据”,“因此即便政府说‘提出替代方案吧’,我们业界也难以提出议案。”
特别是纺织产业按工序大致分为上游(纱线)、中游(织物、染色加工)、下游(缝制、服装、时装),各行业的成本与生产结构互不相同。这也是纺织、时装业界不仅在劳动议题立场上,甚至在“适当最低工资”上都难以达成共识的原因。朱院长表示:“只有对各环节进行调查,才能共同提出最低工资差别化或工时缩短缓期实施等方案”,“我们研究院并不管辖所有时装、纺织业界,但我认为应就劳动议题展开研究,支撑我们业界发声。”
南北经济合作是朱院长关注的另一政策议题。因为他把朝鲜视为国内时装业界最后的“机会之地”。朱院长强调:“朝鲜人工成本低廉,地理上与我们相邻,代工加工技术水平也高”,“对于正在寻找中国、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劳动成本低国家的我国纺织企业来说,可以成为相当好的替代选择。”他特别关注朝鲜已具备相当数量缝制设施这一点。他预测:“相当多国内外企业委托朝鲜进行代工生产(OEM),朝鲜目前缝制设施很多”,“若利用这些设施,同时由国内企业向朝鲜提供技术培训并输送闲置缝制设备,就会形成南北‘双赢’的环境。”
为此,韩国时装产业研究院今年5月新设“南北经济合作工作组(TF)”,7月还与时装服装产业南北经济合作推进委员会共同举办了“为推进新南北经济合作的时装服装业界应对论坛”。朱院长解释说:“应为有意进入朝鲜的企业预先调查各品类需求以及位于朝鲜的缝制工厂”,“只有做好这些准备,国内时装企业才能在美国对朝制裁解除之时顺利进入朝鲜。”
此外,朱院长建议政府应从“整体时装”的视角支持时装产业。他强调:“通常人们倾向于把时装局限于‘服装’,但我认为有必要把范围扩大到‘生活方式’这一范畴”,“涵盖皮鞋、包袋、服装,乃至寝具和家用纺织品的生活方式的‘整体时装化’,是时装业界应走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