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瑟琳·帕克 《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
近来,“新常态”这一新词频繁出现在各类媒体上。具备健全判断力的成年人明白,这意味着把不正常的事情描述得好像正常一样。
这意味着,作为健康而有活力的社会之标准的日常思维与人类行为,为了接纳新的环境而通过“换挡”朝坏的方向演变。
从加利福尼亚山火到频发的枪击事件,在经历种种自然灾害与人为灾难的过程中,我们逐渐被自然与人类的极端表现所驯化,一点点习惯于世事的怪异。
这样的时期对只执着于即时自恋需求、完全无法体察他人感情的反社会人格障碍者(社会病态者)极为有利。
例如,即便整个村镇被烧毁、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失踪,对缺乏共情能力的人来说,这种惨状的冲击也要小得多。
又或者,即便看到一名在海外出生的美国居民在第三国遭受酷刑后被杀害、尸体被分尸的新闻,社会病态者也能在床上一次都不翻身地安睡十个小时。
拥有完全不体谅他人气质的男性或女性,只要自己的处境比对方好,就对世上任何事都漠不关心。
当然,想必你已注意到,我在此特意同时提及男性与女性,是出于对“两性同样易患毒性自恋症”这一性别中立理论的义务性遵循。这样的理论大概不会错。
也就是说,我现在正竭尽全力避免把话只指向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一人。
虽然一开始确实是以特朗普为念,但我并非想把上述所有灾难全都归咎于总统,而只是想指出一种危险性:他那可疑的(或者说荒唐、怪异、近乎失常的)反应正在逐渐被一般化,从而构成新常态的一部分。
当现实被忽视、逻辑思考与理性反驳被迫沉默时,新常态便沦为时事(current events)的又一个类别。就这样,(可怕、悲惨、离奇的)事情发生了,而总统说了(愚蠢、疯狂、荒谬的)话。
播报枪击消息的电视评论员满脸微笑,泰然自若地说:“欢迎来到新常态。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在山火把加利福尼亚一带变成火海的情况下,特朗普的第一反应是指责森林管理者。接着他又高声宣称,只要用耙子把地上堆积的落叶清理一下,山火就不会发生。
是的,耙落叶。我们需要更多的耙落叶工作。工作、工作、工作才是最重要的。
当沙特阿拉伯记者、《华盛顿邮报》定期撰稿人贾马尔·卡舒吉在土耳其被杀害时,特朗普毫不迟疑地发表了荒唐言论,称他不是美国人,事件也不是发生在美国(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称,卡舒吉是受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指使而被杀)。
话说,对特朗普而言,还有什么比向沙特出售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武器更重要的事呢。
同一天,一名武装歹徒在匹兹堡的犹太会堂开枪射击,造成11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主要是年长的礼拜参加者。
当时正在印第安纳和伊利诺伊进行助选活动的特朗普,对记者和集会参加者主张应在礼拜场所部署武装警卫,并对枪手判处死刑。
特朗普说:“只要礼拜堂内有一名武装警卫,就能立即制服枪手。”
他还补充说:“如果会堂内有多名武装警卫,完全可以阻止除凶手以外的其他人死亡”,“但要做到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状况。”
是的,特朗普一方面承认这次枪击事件与反犹主义有关,另一方面却不愿与支持自己的新纳粹及其他白人至上主义团体划清界限。
指责的对象从枪手转向了本应持枪的其他什么人。也许站在每一座建筑物门前的武装警卫,正是我们今后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然而,“如果当时那样做了”“只要能那样做”“本该那样做”之类的假设性说法在葬礼场合并不受欢迎。任何有一点共情能力的人都懂得这点。但特朗普连一丝这样的能力都没有。
特朗普之前的现代总统们会为陷入悲痛的人流泪,并找到合适的话语安慰他们。因为他们把那些人的悲伤当作自己的感情来感受。
但这位总统在演完一场没有眼泪的干巴巴的悲伤秀之后,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登上专机,前往下一个集会地点。而在那里,等着他的是能填补其贪婪自我裂缝的崇拜者们。
简而言之,这个男人不正常——我们必须抵抗这样的诱惑:为了把注意力从涌来的混乱上转移开,而给长期以来被接受的标准加上一个像样的前缀,制造出新的规范。
分类化(categorizing)是强迫症的一种表现,它只是给我们的不安涂上一层纯属幻想的密封剂而已。
然而以扭曲的语言当药服下,会带来乔治·奥威尔式的极权主义危险:时间一长,我们就会彻底忘记什么才是正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