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基正 韩国经营者总协会常务
近期政府正在推进最低工资法施行令的修订。主要内容是,在判断是否违反最低工资时,把周薪、月薪折算为时薪所除以的时间数(分母),由现行的“约定工作时间”扩大为“约定工作时间以外按有薪处理的时间”。
然而此次修订案不仅与韩国大法院判决的意旨相背离,在公平性与确定性等法律层面也存在问题。
首先,修订案从一般常识和时薪的本质定义来看都难以理解。我们通常所说的时薪,只有用该劳动者所得工资除以实际提供劳动的时间才有意义。然而把“周休时间”这类并未实际提供劳动的时间合并计入后相除,以此衡量工作1小时的价值,违背常识。按修订案,领取周休津贴的劳动者在计算时薪时,所除的时间数不是1小时,而是1小时12分。也就是说,把没有工作的12分钟合并计入来衡量1小时工作的价值,能认为符合时薪的本质吗?更为妥当的理解是,韩国大法院也是基于仅以扣除未实际提供劳动时间后的“约定工作时间”来核算最低工资时薪才合理这一意旨作出判决的。
修订案中明示的“按有薪处理的时间”,除法定有薪周休时间之外,还包括劳资之间凭“实力逻辑”谈成的约定有薪津贴所对应的时间。以工会力量为杠杆不断增加“不劳动有薪时间”的强势工会大企业劳动者,其最低工资核算基准时间必然多于中小微企业劳动者。这对于本应保障法律公平性与确定性的政府施行令而言并不妥当。也就是说,修订案一旦实施,将出现即使工作量相同、最低工资额却因企业而异的不合理现象,强势工会大企业劳动者更为有利,还可能加剧两极分化。
特别是考虑到两年间上调近30%的最低工资已使企业的工资支付负担能力处于临界状态、经营困难,撤回让企业难以守法的最低工资法施行令修订案,仅以现行施行令规定的“约定工作时间”为分母判断是否遵守最低工资,才是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企业现场负担的现实替代方案。借此机会对30多年前制定的现行最低工资制度进行综合重新审视,以此为契机提升制度合理性,才合乎常理。
更重要的是,违反最低工资属于可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2000万韩元以下罚金的刑事处罚事项。在此情况下通过修订施行令扩大刑事处罚对象,不仅超出了委任立法的界限,也违背罪刑法定主义。因此,决定犯罪构成要件的核算基准时间数问题,应由国会通过立法解决,而非由政府修订施行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