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1-26 | 이서영 기자

职场遭性骚扰公务员走上绝路…法院:“仅就性骚扰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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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判定,即使员工因遭同事性骚扰言论而选择极端方式结束生命,也不能就死亡向施害同事及所在单位追究赔偿责任。

法院认可性骚扰言论造成的精神压力,但认为难以认定存在会导致自杀这一事件发生的“可预见性”,因而限制了赔偿责任。

据法律界26日消息,首尔高等法院民事第36部(审判长黄炳河)在地方自治团体公务员A某遗属对同事及该地方自治团体提起的损害赔偿诉讼二审中,与一审相同,判令“被告方共计赔偿3000余万韩元”。

身为单位最年轻员工的A某多次遭到同事的性骚扰言论,包括“给你发艺人裸照”等。尽管部分同事曾道歉,数月后A某仍选择了极端方式结束生命。

在A某遗属提起的损害赔偿诉讼中,法院认定“同事们的言论属于使他人感到性屈辱感或厌恶感的行为,死者遭受精神痛苦是显而易见的”,认可对性骚扰言论的赔偿责任。同时认定未能予以预防的地方自治团体亦负有赔偿责任。

但对于A某遗属同时就死亡要求赔偿,法院未予采纳,认为“难以认定能够预见此类言论会导致死者自杀,也难以认为此类言论通常会引发对方自杀”。

法院还依据A某在听到性骚扰言论之前便已因抑郁和不安就医、在诊疗过程中虽诉说职场生活困难却未提及性骚扰言论带来的压力等情况,判定不足以认定因果关系。

遗属方在二审中主张,“由于地方自治团体放任性别歧视的工作环境,导致抑郁症发病并恶化”,所属机关应对死亡承担责任。但法院同样予以驳回,称“难以断定该地方自治团体的工作环境歧视女性、专断作风已达到死者难以忍受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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