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推行收入主导增长战略,收入分配却持续恶化的消息仍占据媒体头条。因此笔者认为,现在正是需要就基本收入制(universal basic income)展开认真公共讨论的时候——它能在确实保障全体国民最低生活水平的同时,将再分配政策的副作用降到最低。有关基本收入制的文献近来急剧增加,而在全球经济界核心人士聚集的2018年达沃斯论坛(WEF)上也设置了关于基本收入制的讨论场,这一事实意义重大。
基本收入制指的是无需资产调查或工作要求、无条件向每个人定期发放的现金给付。这一概念有着悠久的历史背景。工程师出身的英国人克利福德·道格拉斯在1924年的《社会信用》中主张,应以基本收入的形式向所有劳动者分配技术进步带来的奖金。他的逻辑是:“由于技术造成总产出与劳动收入之间的差距,政府应通过向所有公民支付‘国家分红’来抵消这一差距。”
此后,基本收入制在多个地区以各种形式实施。1960年代后期在美国印第安纳州以及西雅图、丹佛市开展了试点项目,结果非常积极。因为大多数参与者没有浪费所获得的基本收入,子女的入学率也有所上升。荷兰同样正在19个城市推进类似形式的试点项目。基本收入制在发展中国家也在实施。2008年和2013年在非洲纳米比亚推进了试点项目,结果显示相当多受益者开始自主创业,为创造就业作出了贡献。
2010年印度也推进了试点项目,结果同样积极。实施基本收入制后,对象家庭的食品消费增加,健康状况改善,68%的家庭中子女的学校成绩提高。子女在学校度过的时间更多。家庭储蓄增加了3倍,个体经营企业数量也增加了2倍。
基本收入制在进步与保守两方都有相当程度的支持力量。进步倾向人士支持它,是因为在迎来第四次产业革命、两极分化加剧的情况下,基本收入制正是既能增进低收入阶层福利、又能把劳动意愿下降等传统福利政策副作用降到最低的政策。他们还主张,基本收入制在保障全体公民“社会权”的层面上是最理想的社会保障制度。相反,保守倾向人士支持基本收入制是因为制度简单。硅谷成功的创业企业家支持基本收入制并投入相当规模的私人资金推进试点项目,也正是出于这一原因。例如,主张“小政府”的美国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以“基本收入制是实现再分配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的逻辑支持基本收入制。创业企业家萨姆·奥尔特曼自2016年起,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用自有资金推进向居民每月发放1000美元的试点项目。
尽管有这些优点,许多国家至今仍对引入基本收入制犹豫不决,原因在于推行所需的巨额财政负担。据英国周刊《经济学人》介绍的舆论调查,70%的受访者赞成基本收入制,但若同时提及增税可能性,支持率便降至35%。然而,实施基本收入制所需追加财源中的相当一部分,可通过废除或缩减调整现有福利项目来筹措。因为若引入基本收入制,最低工资制等具有收入保障性质的市场干预政策,以及引发劳动意愿下降的公共扶助、失业补助等政策,都可以废除或大幅缩减。此外,若引入基本收入制,还可以推进更为大胆的养老金改革。而且面向未成年人的基本收入制可起到综合性儿童津贴的作用,从而有望产生鼓励生育的效果。综合考虑这些方面,笔者认为我国也有必要认真研究就基本收入制展开公共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