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预计,因日本殖民时期强制征用受害者的韩国大法院判决、以及随后宣布解散日军慰安妇和解与治愈基金会,韩日之间的矛盾将持续相当长时间。对于韩国大法院承认强制征用受害者个人索赔权的判决,韩国国内氛围表示欢迎,认为这是到如今才明确认定殖民时代的非法性。因此甚至有人不太理解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或外相河野太郎的反弹。相反,日本方面将强制征用受害者的韩国大法院判决视为“改变1965年基本条约根本前提的最大事件”,对韩国表现出难以想象的震惊与失望。甚至毫不避讳地说出“韩国不是法治国家”。这种韩日之间的情感差异正是韩日对立的根源,也是韩日矛盾难以轻易消除的原因。
近来韩日关系变化的面貌,从此次事件的余波中也可窥见。首先可以察觉日本舆论对待韩国态度的变化。此前韩日关系中,韩国多是站在道德优势的角度,对日本不道歉、不反省的态度感到激愤。面对韩国激烈的情绪,日本总以冷淡态度回应,反而激起我们的愤怒。然而现在的状况,说韩日情绪发生反转也不为过。韩日关系的面貌变成了“激烈的日本、冷静的韩国”。如今日本甚至开始指摘韩国的姿态与态度,主张自身的道德正当性。日本人对韩国的“历史疲劳感”为安倍“该说的话就要说”的主张提供了助力。对此次强制征用受害者判决或基金会解散,日本反倒主张韩国应遵守条约和协议。这是因为日本舆论与日本政府的“敲打韩国”产生了共鸣。这正是韩国对日政策难免更加艰难的原因。韩国对日本舆论的应对已迫在眉睫。
第二,外交的国内政治化日益严重。韩国大法院就强制征用受害者作出判决后,韩国政府表示将作出综合判断,但并无妙招。问题在于政府能否克服舆论攻势而作出战略判断。此外,政府对和解与治愈基金会的解散决定可以理解为接纳了国民的不满,但对于韩日关系走向将如何把握,难免产生疑问。也就是说,在没有制定恢复慰安妇受害者名誉的具体方案的情况下,仅宣布解散基金会,只能被看作韩国政府屈服于舆论。日本政府同样被国内政治裹挟而无法作出战略判断。安倍在韩国大法院判决后将“征用工”表述为“朝鲜半岛劳动者”,只能视为无视事实的“依赖舆论”。安倍顾及自身支持势力的言论,正显示出国内政治化的韩日关系实况。
第三,对韩日关系恶化,没有人关心。当然,韩日两国政府的负责人都认同应管理好韩日关系、使其不致恶化。但韩日政府要积极改善韩日关系,难免感到无力。此前只要韩日关系矛盾加深,经济界人士或媒体就会为韩日友好挺身而出,从而营造出政府可以改善韩日关系的政治环境。因为韩日矛盾会对经济造成不良影响的担忧触动了国民的心。此外,基于韩日关系恶化也会对对朝问题和东北亚秩序产生负面影响的想法,韩日政府不得不积极行动。而现在很难找到为改善韩日关系而行动的经济界人士、媒体人和政界人士。两国国民对旅游、饮食等兴趣浓厚,却因习惯于韩日关系矛盾的日常化,对改善韩日关系毫无兴趣。
变化了的韩日关系面貌在警示我们,长期来看韩日关系可能引发诸多问题。归根结底,变化了的韩日关系要求对日政策进行全新的思维转换。为此,对日政策不应埋没于个别议题,而应先行搭建大框架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