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1-23 | 박현욱 기자

[您怎么看] 为“独立生活”须强化韩国国民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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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政府正在研究维持韩国国民年金保险费不变,转而提高基础年金以扩大老年收入的方案,由此引发争议。青瓦台与政府讨论的国民年金改革核心,是与基础年金挂钩、事实上扩大收入替代率。方案是通过提高基础年金,把目前为45%的“老年年金领取额相对平均收入的比率”提升至50%左右。13日,青瓦台社会首席金渊明在国会表示,仅靠改变年金设计难以实现50%的收入替代率,暗示需要不局限于国民年金的替代方案。若按方案将基础年金从现行每月25万韩元提高到43万4000韩元,预计明年基础年金预算为11万5000亿韩元水平,而到2040年所需财政将激增至148万4280亿韩元。赞成以基础年金扩大老年收入的一方主张,提高目前已是老年人主要收入来源的基础年金,将成为防止老年贫困的现实替代方案。反对一方反驳称,为支持老年人独立生活,国民年金的保障水平必须提高,不应以提高基础年金为代价放弃强化国民年金。现刊载双方观点。

围绕国民年金改革的社会讨论历经曲折,似乎又回到了原点。关于年金改革方向,可能出现一百种主张。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鉴于当下极为严重的老年贫困,以及数十年后也不会比现在有多大改善的国民年金给付水平,必须以某种形式强化公共老年收入保障,这一点不容异议。

诸多年金改革主张之一,是强化基础年金,而放弃或搁置国民年金改革。即用基础年金立刻提高向老年人提供的老年收入保障水平,而把争议较多的国民年金改革往后推。更进一步的主张是,只要提高基础年金给付,就几乎没有必要提高国民年金的保障水平。通过基础年金增加对当代老年人的待遇,可缓解贫困问题,而且还能回避围绕国民年金改革的争议以及政权须承担的各种政治责任。

然而,是否应以提高基础年金为代价放弃强化国民年金?提高基础年金不能成为放弃强化国民年金保障性的理由。不仅基础年金,国民年金的保障性同样必须强化。理由有多个。第一,国民年金应承担的“通过适度保障预防贫困”,一直是许多福利国家的核心成就。基础年金回应当前老年人的需要,履行的正是基础保障的角色。而国民年金虽然如今被称为“零花钱年金”,但作为缴费型年金,其最初被赋予的角色是“适度的老年保障”和支持维持老年期的消费水平。这是以税收财源为多数老年人提供老年保障的基础年金难以做到的。按这一角色衡量,截至2017年末国民年金平均老龄年金额每月38万6380韩元过低,低于最低生计保障水平,属于不正常状态。2007年修法时国民年金给付被大幅削减,因此时间流逝,国民年金保障水平也无法上升到可期待的水平。然而,唯有通过持续缴费而获得的国民年金权利体现为适当水平的给付,家庭才能放下赡养老人的负担,老年人才能追求有尊严且独立的生活。为此,需要提高国民年金的保障水平。

第二,国民年金关系到大部分普通人的老年保障。国民年金并非只属于高收入者。以平均收入额为标准看,达不到该水平的低工资、低收入参保者更多。约30年后,领取国民年金的老年人将超过80%。

更何况,对生活在2018年的中老年人而言,最主要的养老准备手段就是国民年金。对无法依靠个人资产的大多数国民来说,国民年金是抵御一生中最大贫困危机的防线。归根结底,提高国民年金制度的保障水平,就是强化大部分国民的老年收入保障。

有人提出,约40年后国民年金基金将耗尽,因此出于财政问题不能强化国民年金的保障性。那么,在同一时期老年人口比重逼近40%时,基础年金财政会与国民年金不同而非常稳定吗?现在设计的基础年金给付水平能一直维持吗?没有依据认为2050年代国民年金财政会不稳定而基础年金财政会一直稳定。若以国民年金给付向适度保障靠近为前提逐步提高保险费,国民年金财政的稳定性就会提高,基金耗尽时点也可推迟。反之,若经济增长率、出生率、就业率等下降,不仅国民年金财政,基础年金的税收财政同样会不稳。

回顾一下2007年的年金改革。当时基准收入替代率为60%的国民年金给付水平最终被削减至40%。将给付率削减多达三分之一正当化的逻辑是,引入相当于基准收入替代率10%的基础年金来弥补国民年金的削减,即所谓“10+40”的加法。然而十多年过去,加法的逻辑并未奏效。相反,期间还引入了参保国民年金时间越长基础年金就被削减的奇怪算法。基础年金给付额出于政治原因可能更频繁地上下变动。若在2018年再次达成以提高基础年金替代、放弃提高国民年金的年金共识,谁能保证我们不会再次陷入加法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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