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名女子为自己的伤口作了解释。她说自己在地板上滑倒,恰好那里立着一把剪刀,立起的剪刀刃正好刺中了颈部。很容易就能看出这名女子在说谎。(中略)警察向我长篇解释‘管辖区域’的概念,并强调受伤的女子要亲自到警察署报案。一个从死里逃生后还要改口的女子不可能去警察署举报男人,所以警察的话毫无意义。”
被关在防盗门里的犯罪。在今年10月出版的随笔集《黄金时间》中,亚洲大学外伤外科教授이국종这样详述了对家庭暴力受害者的痛惜。以预防家庭暴力及由此引发的儿童虐待为主要任务的警察,其心境与这位教授的感受颇为相似。入职第32年的警察、首尔水西警察署虐待预防警官(APO)임유경(49岁)在接受Seoul Economic Daily采访时表示,“作为预防家庭暴力的警官,能做的事情很有限”,倾诉了现实的壁垒,并呼吁强化终结家庭犯罪所需的处罚与隔离规定。
“正是因为感受到来自丈夫、妻子、子女的威胁,受害者才会打112报警。可是出警到现场的警察一问‘您是否希望立案处理’,对方就会说‘毕竟是我的家人’,表示不希望(立案)。殴打属于反意思不罚罪,警察能做的只有暂时安抚行为人。”
임警卫断言,“警察最不愿接的报案就是家庭暴力”。理由是,既无法给家庭提供明确的答案,只要暴力行为不是在眼前发生,可采取的措施也很有限,现场警察因此饱受挫败感折磨。
问题在于“过于宽松”的法律。임警卫强调,“应当赋予警官权限,在判断受害者今后可能处于危险状况时,可以采取隔离、保护措施”。实际上美国适用逮捕优先主义,一旦接到报案就逮捕家庭暴力加害者,以保障受害者安全。此外还有人指出,警察建议家庭暴力行为人接受咨询时,如果加害者拒绝称“我不接受咨询”,也就无计可施。反而不乏以“警察有什么权限干涉家事”“我要向国民申诉窗口投诉”等威胁口吻回应的情况。임警卫因此表示,有必要规定同一家庭在特定期间内多次被112报案时,必须强制接受咨询。임警卫倾诉了郁闷的心情:“家庭暴力并不是新型案件,真不知道还要死多少人才行。”
韩国1997年出台了家庭暴力防止法,次年家庭暴力处罚法也开始施行,但一直被指法律局限明显。每当像“江西区停车场杀人案”那样由家庭暴力演变而来的重大案件引发国民公愤时,国家和侦查当局都高喊严惩家庭暴力,但一线警官手中的选项却原地踏步。报案率本就偏低,加上附咨询条件的暂缓起诉,处罚力度也很弱。据共同民主党议员이재정从Korean National Police Agency获得的资料,2015年至今年6月被抓获的家庭暴力犯16万4020人中,被拘留者不足1%(1632人)。即使作为家庭保护案件移送,也有约一半的加害者未受到保护处分。主张可不顾受害者处罚意愿提起公诉、或不得以接受咨询为条件暂缓起诉的17项修正案,仍搁置在国会。
尽管存在现实局限,但感到欣慰的时刻也不少。임警卫把在APO们的努力下,受虐儿童迎来新人生的情形视为动力。去年11月,임警卫与水西警察署接到班主任“朴某(10岁)不来学校”的报案后,走访了朴某的家。朴某的父亲朴某(73岁)与柬埔寨籍母亲A某(33岁)的家中,从两岁起、彼此相差一两岁的Teoul五名子女被放置在物品乱七八糟散落的屋内,孩子们连预防接种、牙科检查等基本治疗都未能获得。임警卫多次要求朴某到警察署出面,但朴某耍横称,“我不会送孩子去学校,你们照法律办吧”。임警卫与教育厅以及首尔市儿童保护专门机构、居民中心、区政府等地区社会协作,于今年5月从家庭法院获得了临时保护命令。朴某与弟弟妹妹们目前已被隔离安置在首尔的一家保护机构,接受心理治疗和教育。
有人指出,要预防此类儿童虐待,需要为准父母提供父母教育。实际上,据儿童虐待专门机构的调查(2015年),虐待儿童的加害父母中有33.7%因不懂养育态度和方法而陷入困境。임警卫表示,“就像多数凶恶犯都经历过家庭暴力问题一样,所有犯罪的根源都来自家庭问题”,“应向准父母提供教育,改变把子女视为所有物、或认为为了管教可以施加暴力的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