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失去的20年’源于制造业崩塌,这可能成为我们的未来。”(高丽大学客座教授金东元)
主力产业衰退,而可替代它的新产业却不见踪影,整个经济的危机感正在加剧。这也正是要求恢复企业家精神、通过产业结构调整重振增长潜力的呼声日益高涨的原因。
15日,NEAR财团在首尔明洞银行会馆以“韩国产业的危机与创新”为主题举办论坛,到场的经济界元老和学者们对韩国制造业面临的危机表达了诸多忧虑。金教授警告称,日本在1991年至2011年经历的长期萧条“失去的20年”可能在韩国重演。日本因制造业不振,从业人数由1992年的1569万人减至2012年的1032万人,降幅34.2%,由此导致国内生产总值(GDP)负增长,工资总额也由1997年的64万亿日元骤降至2012年的51万亿日元。在整体经济下沉之际,韩国和中国在全球商品出口市场上超越了日本。
问题在于,近来韩国制造业正在向此靠近。截至今年9月,全产业生产较2011年增长10.9%,但同期制造业仅增长2.2%,若剔除信息通信技术(ICT)和汽车则为-2.7%,呈减少态势。若剔除半导体和电子零部件,降幅扩大至7.3%。以1~9月计,工厂开工率去年和今年连续两年为72.8%,是2009年73%以来的最低值。金教授强调:“政府只关心文化革命”,“照此下去可能重走日本的路”。
专家们认为制造业不振的原因包括增长潜力下降、少子老龄化、收入两极化以及量的增长的局限等,同时特别指出过度打击财阀企业、监管以及企业家精神的丧失削弱了增长动力。曾任产业资源部长官和韩国经营者总协会会长的LG商事顾问李熙范提高声调表示:“财阀确有弊害,但指责之声过度到足以让这些企业丧失创造就业和投资的意愿”,“没有财阀就无法像台湾那样走中小企业为中心的经济路线,而社会条件却在削弱企业家精神”。李顾问还将法人税与遗产、赠与税等过重税负、原地踏步的放宽监管、惩罚性税务调查和过度的检方调查等列为束缚经营环境的因素。
产业结构调整未能顺利推进也是问题。金融研究院副院长金东焕坦言:“政府主导的结构调整因财政局限、专业性与激励不足,失败的可能性很高”,“市场同样因现有经营层等的道德风险、专家不足和金融功能缺位,结构调整也一样困难”。为打破这一局面,有必要在政府层面建立强有力的指挥中枢并完善法律与制度。
也有人主张应推行适合培育新产业和研发(R&D)的产业政策。产业研究院院长张志相表示:“看不到像中国制造2025那样的政府产业政策”,“应提出发展方向,即便政府不直接干预市场,也要推动营造条件”。他还补充说:“研发(R&D)投资占GDP比重居世界第一,但未能与产业化相衔接,这一点也需改善”。
与会者一致认为,突破产业界困境的出路在于强有力的领导力。前产业研究院院长金道勋提出:“要解除阻碍新产业诞生的监管、说服抵制的既得利益方,仅靠部门力量有限,需要最高决策者给予支持”。NEAR财团理事长郑德龟强调:“政治与意识形态的过剩现象加剧了产业界的病理现象”,“归根结底是意志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