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出股票时,无论盈亏都要一律按卖出金额的0.3%(上市公司,非上市为0.5%)征收的证券交易税,要求废除的声音日益高涨。近期股市低迷,投资者对在下跌行情中即使亏损也要照样缴纳交易税的不合理之处不满加剧,韩国金融委员会委员长崔钟球也在国会政务委员会表示,有必要认真研究废除问题。金融当局认为,从长期看废除交易税可成为激活股市的替代方案,而韩国企划财政部则担忧税收减少,对下调税率或废除表示为难。去年通过证券交易税征得的税收高达6万2800亿韩元。赞成废除一方主张,在已对所得征税的情况下再征交易税并不合理,且股票转让税的纳税对象也在增加,因此长期应废除交易税。与此相对,也有谨慎论认为交易税对股票成交量的抑制影响微弱,若废除则存在税收不足之忧。现刊载双方观点。
围绕废除证券交易税或下调税率的争论再次升温。围绕这一税种的争论早已存在,但由于去年税法修订扩大了转让所得税的课税对象范围,以及今年下半年国内股市走弱导致投资者亏损增加,争论再度被点燃。近期金融当局曾提及有必要认真研究废除证券交易税,资本市场的利益相关方正关注此次税制是否会有变化。
我国现行证券交易税是如何问世的?证券交易税依据1978年12月重新制定的证券交易税法而出现。从体现立法意图的当时文献(第100届国会财务委员会会议录第7号等)来看,现行证券交易税的目的是“奠定财产所得课税基础”。也就是说,证券交易税是为了对股票投资者的所得课税而出现的。从证券交易税的纳税人是谁也可推测出这一点,现行证券交易税的实质纳税人是股票的转让方。转让方处于财产交易中实现所得的阶段,在财产转让时点确定所得,因此在通常的所得税制中对转让方课征所得税。想一想在房地产等其他财产交易时缴纳的税收,就容易类推。
那么,为何现行证券交易税不按立法意图以所得为基准课征,而是对交易金额适用一定比例课征?再看1978年当时的文献可推测其原因。当时距综合所得税制实施仅第四个年度,课税当局对现场课税行政处理颇为苦恼。而且当时尚未引入如今的金融实名制,也没有类似Hometax的电算基础设施。因此实际所得归属人难以掌握,若理想地向转让所得者征税,不得不考虑行政上的征税成本。由此在考虑以较低征税成本征税的方法时,似乎便把对交易金额适用税率的征税方式制度化了。结果是,对亏损投资者也按交易金额比例征税。
那么,对所得课税的法人税法和所得税法是否未对投资所得课税?按概括主义课税的法人税对法人纳税人的投资所得课税。但不能认为所得税对个人纳税人的投资所得实现了完全课税。现行所得税法下,非大股东的个人投资者无需就上市股票转让所得缴税。虽然大股东的范围(以2021年持有金额3亿韩元、持股比例1%、KOSDAQ上市法人2%为准)正逐步扩大,但非大股东的投资者无需就上市股票转让所得纳税。
那么,在已对所得课税的法人税、所得税存在的情况下,应如何看待带有“奠定财产所得课税基础”意图的证券交易税?是否应放任无法对所有股票投资者进行所得课税的所得税局限,而维持既带有财产所得课税意图、又以交易税面貌呈现的现行证券交易税?在金融实名制已然确立、拥有世界水平国税电算网的我国,是否还应因担心征税成本而以交易金额为基准课税来实现所得课税的立法意图?看来并不妥当。那样的方向,无异于明明身边已备有合身(财产所得课税)的衣服(所得税),却偏要勉强套上不合身的衣服(交易税)。
特别是考虑到税制是影响国民财产权的制度,纳税人能够认同的价值,即公平性、公正性等价值应体现在税法立法意图中,并据此意图构建税制呈现于世,这才是正确的。因此,按照契合1978年当时立法意图的方向,对股票投资者所得全面课税,而现行证券交易税应分阶段下调税率并最终废除,这是妥当的。当然,在向所得税统一的过程中,应经过充分研究、循序渐进,以避免税收发生急剧变化。
顺便一提,在海外国家很少见到对股票转让方按统一税率课征交易税的情形。此外,美国、德国、瑞典等众多海外国家已废除证券交易税,日本也曾让证券交易税与转让所得税并存,后分阶段下调证券交易税率,于2003年废除了证券交易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