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一家知名媒体曾刊登过一篇关于韩国银行进军东南亚国家并快速成长的报道。这是一位商业银行高管在私下场合告知后我才得知的,内容如下。
韩国大型银行较晚才进入越南、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市场,但已发展到足以威胁早已在当地扎根的日本等发达国家银行的水平。文中一个引人注目的分析是,韩国银行之所以能以较小的资产规模在短期内取得巨大成果,是因为为了拓展业务而不断拜访当地企业的“跑腿式营销”方式。简而言之,就是批评韩国银行拼命奔走,而日本银行连这样的尝试都不做,营销方式犹如温室中的花朵。
在韩国国内,对银行靠利息生意轻松赚钱的批评正日益高涨。更有甚者,政界乃至金融官僚都把金融视为自己需要时随时可以动员的“万能手段”。
股市暴跌就要求设立股市稳定基金,以最低工资上调加重个体经营者负担为由下调了信用卡手续费,如今又说要再下调。贷款市场既不是由一两家银行垄断,而是处于无限竞争状态,金融当局却仍想控制加成利率或贷款利率,这就是其水平。若指出这是过度干预市场,得到的只是为保护金融消费者而不得不为之的蹩脚辩解。
生产性金融也近似官治时代才行得通的思路。人们轻易地说金融应在经济活跃化中扮演引水作用,但实际上金融并非承担先行角色,而只是在新产业出现后向其放贷赚钱的后行角色。银行不是施恩般撒钱的地方,其本性是彻底核算利益后寻找可放贷的企业。大幅放开受阻的监管、催生相关产业后银行才会放贷,而要求银行为创造新产业而先行放款,近乎前后不一的无知。
银行的本能是:只要有优质放贷对象,即便劝其不要做也会展开竞争;反之则会畏首畏尾。政界和官僚却对这样的银行异口同声地反复念叨“下雨时不要抢走雨伞”,实在令人郁闷。
以新的想象力大胆放开监管,相关产业形成后银行自会放贷,而如今的政策讨论却是本末倒置。人们骂银行赚太多钱,但道理在于:能赚的时候让它赚,它才能发挥缓冲作用;口袋充实了,抢走“雨伞(贷款)”的情况才会减少。尤其是银行有股东,而且70%~80%是外国股东,让其“利润适度一些”,已不只是经营干涉,而是介入。若外国股东减少对韩国银行的投资并撤离,届时谁来负责?投资者甚至可能要对当局提起追责诉讼。
数十年前,曾有一位总统提出以亚洲金融中心为目标、以培育金融产业为话题。大家都认为这是天真而不切实际的目标,但如今连这样的话都难以听到。在此期间,还以“双港口”战略培育金融中心为名,把它拆分到首尔和釜山;又以地方创新为名,把管理600万亿韩元的韩国国民年金基金运用本部下放到距首尔200公里的全北,引来外媒的嘲笑。金融界出现自嘲:哪怕是梦话也好,希望有人能谈谈“金融产业”。有人甚至认为,已不只是“轻视金融”,而是“金融无知”。
1917年,英国旅行家伊莎贝拉·毕晓普踏上朝鲜土地,回国后写下名为《朝鲜和她的邻邦》的游记。她在书中得出结论:“韩国人是走出去就会过得更好的民族。”而在国内之所以不行,她指出的原因是“官僚的无能”。
我们既有官僚的无能,还在轻视金融。纵观欧洲历史,有不少国家因蔑视或压制银行业而走向衰落。尽管如此,我们为何还要如此轻视金融?/wha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