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已进入寿命大幅延长的社会。如果所有人都领取更多,制度将无法承受。”
10月初在大邱举行的韩国国民年金全民讨论会上,韩国保健福祉部长官朴凌厚表示:“国民年金面临的最根本矛盾在于,所有参保者领取的都比缴纳的多。”他说:“1986年制度设计时认为劳动者会一直多、老年人会一直少,但与预想大相径庭”,并称“应冷静地寻找制度改进的长久方向”。
一个月后,朴长官向文在寅总统汇报了以20年来首次上调保险费率为核心的制度改革方案草案,却被退回。国民年金改革再次陷入迷雾。目前讨论的方案包括将保险费上调幅度降至最低、同时提高收入替代率,或仅提高基础年金等,但专家们一致认为,这些都难以称为有生产力的改革。
◇“仅将基础年金提高至40万韩元”是障眼法…“会诱使参保者退出国民年金”=近来青瓦台内外重新浮现出不动国民年金、仅提高基础年金的方案。因为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办法既能避免上调保险费,又能守住文总统“强化老年收入保障”的竞选承诺。但基础年金也不是万能棒。与依靠参保者缴纳的保险费运营的国民年金不同,基础年金的财源是税金。目前为25万~30万韩元的基础年金,明年预算为11万5000亿韩元,若一律提高到40万韩元,推算到2088年全体国民需负担的税金将达1416万亿韩元。曾任国民年金制度发展委员长的首尔大学名誉教授金相均警告称:“基础年金由财政负担,而国民年金以保险费为主”,“在领取的国民看来像是同一个口袋,实际上完全不同。”
相较于投入的财政,缓解老年贫困的效果也不足。基础年金首次实施的2014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指出:“虽然扩大了基础年金,但对老年贫困的影响有限”,“应集中支援最低收入老年层”。也有不少人担忧,贸然强化基础年金可能导致国民年金崩塌。金教授指出:“如果给人一种比国民年金更优厚的基础年金今后会进一步强化的印象,从参保者角度看,退出国民年金的诱因就会增大。”
◇被固定20年的9%壁垒…须打破“两位数魔咒”=政府考虑以提高基础年金替代,也是为规避已被固定在9%达20年之久的保险费率上调的苦肉计。但专家们一致表示,在低出生率、老龄化、经济增速放缓层层叠加之下,越是推迟上调时机,日后需要上调的幅度就越大、负担越重。即便眼下不急于上调,也必须制定长期上调计划,才能守住制度的稳定性与信任。国民年金实质性的老年收入保障范围也需扩大。我国自营业者、特殊雇佣职等人数众多,国民年金参保率偏低,即便强化国民年金,仍有54%的国民无法受益。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研究委员尹锡明表示:“应把已变质为中小企业扶持的‘杜鲁努里(低薪参保者保险费支援)’项目,改革并扩大为面向真正需要支援的脆弱劳动者”,“只有把脆弱群体纳入国民年金,基础年金的财政负担才会减少。”
◇应先确定财政目标等年金改革原则=现行国民年金法规定,保健福祉部长官每五年须连同国民年金财政测算,向总统和国会提交包含制度改革的综合运营计划。老年收入保障制度多种多样,但制度改革范围仅限于国民年金。此次文总统指示“不要只针对国民年金,要制定综合基础年金和退职年金的对策”,但仅靠保健福祉部实际上无法完成。金教授建议:“有必要在法律上设立跨政府层面的年金改革委员会,并将财政目标等重大原则明确写入法律。”即先确定诸如此次制度发展委提出的“维持积累倍率1倍”这样的财政目标,并预先制定未达目标时应采取的措施。这样,全社会也不必每五年就陷入仅围绕国民年金保险费率和收入替代率的消耗性争论。这是多数发达国家早已采用的管理方式。
◇叠床架屋结构依旧…基金运用委员会须独立=提高基金运用收益率和独立性的改革同样迫切。前韩国国民年金公团理事长全光宇批评称:“目前的讨论中完全没有基金运用收益率的内容”,“在提出提高保险费率之前,先寻找能把国民负担降至最低的方案,才是负责任的态度。”政府上月宣布,将把国民年金最高决策机构基金运用委员会常设化并设立事务局。但专家评价认为,恰恰缺少修正由保健福祉部长官担任委员长、下设3个小委员会这一叠床架屋结构的“核心”方案。除日本以外,几乎所有年金发达国家都由民间专家群体专责投资。经过1997年大规模改革的加拿大国民年金投资机构(CPPIB)今年上半年境内外股票投资收益率为11%,是国民年金的10倍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