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差别表决权这样的经营权保护装置,家族企业将撑不过三四代就会衰落。”
财阀三世要继承父母的资产,最高需缴纳50%的遗产税。继承最大股东的股票时,还会追加适用高达30%的加算制度。据此,若将继承股票持股的最高65%作为遗产税缴纳,总裁家族对旗下公司的支配力在理论上会缩水至三分之一。一位要求匿名的大学教授强调:“不仅是现金极度不足的中坚企业,就连口袋相对宽裕的大企业,在继承过程中大多也要出售旗下公司股票”,“只有让他们即便转让股票也能守住经营权,韩国才能出现百年企业”。
不少声音认为,即使让其承担遗产税,也需要能保障最低限度经营权的替代方案。此前通过循环持股即便持股少也能守住经营权,但在政府压力下治理结构趋于简化,守住经营权变得更加困难,这正是上述认识的由来。
作为替代方案被提及的其中之一是差别表决权。这是为防御企业经营权而让每股行使2票以上表决权的制度。包括资本市场发达的美国在内,主要国家的信息技术(IT)企业已在适用差别表决权。谷歌是代表案例。谷歌将普通股分为A、B、C类发行,其中B类拥有A类十倍的表决权。谷歌共同创始人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能以约20%的持股拥有接近70%的表决权,也是因为大量持有B类股票。这并非只与IT企业有关。福特汽车同样向持有7%持股的福特家族给予40%的复数表决权。
部分专家主张,归根结底只有把遗产税降至发达国家水平,才能从根本上防止副作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35个成员国中,加拿大、澳大利亚等13个国家在直系卑亲属继承企业时不征遗产税。日本同样因高税率导致家业传承减少,正在推动遗产税缴纳延期等相关监管放宽。韩国经营者总协会相关人士表示:“企业传承时有必要将名义最高税率降至一半水平。”
也有声音认为,在减少遗产税的同时,应就与经营权继承相关的股票完善扣除条件。看拥有百年历史的“小巨人”企业支撑经济的德国,创始人将股票传给子女时实际上几乎不缴遗产税(4.5%)。韩国虽也设有“家业继承扣除”,但因继承前经营事业10年以上、继承后10年间维持代表职务及持股等严苛条件,实际运用案例并不多。
财界一位相关人士建议:“追逐短期收益的对冲基金若趁隙掌握经营权,会对员工、合作企业和地区共同体造成巨大负面影响”,“可以考虑放宽扣除条件,但作为代价,附加承诺并履行扩大雇佣和扩大投资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