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是增长的核心支柱。只有企业投资,经济才能实现良性循环。企业投资促进消费和就业,提振内需并扩大出口。这就是经济增长的机制。然而在韩国社会各处,却插着束缚企业自由经营活动的“红旗”。近来甚至能看到将企业正当追求利润的行为视为罪恶的气氛。本文梳理了拖住企业后腿的十面红旗,它们正是强调经济活力的新经济团队必须彻底根除的对象。
①经济的政治化=“与其说是经济危机,不如说是政治决策的危机。”近日副总理兼韩国企划财政部部长金东兖的这番痛切发言,原原本本地暴露出不用经济逻辑解决增长问题、而将其作为政治交易对象的惯例的局限。
口头上说为经济增长引导企业投资,却在放宽监管、给予税收优惠等投资环境营造上疏忽懈怠。反而被声音大的强硬既得利益势力推着走,一味忙于束缚企业。这是因为收入主导增长和公平经济等文在寅政府的经济政策,浓厚地渗透着“增长是恶、分配是善”的政治与意识形态色彩。连增长政策也被埋没在意识形态框架之内,于是出现了无法以经济逻辑解决经济问题的局面。本应实现增长率最大化的经济政策议题被政治化,最终必然违背经济逻辑。
看待韩国经济最大问题——低增长成因的视角,也只有不平等、两极化、大企业经济力量集中之类的意识形态视角。文在寅总统9日在亲自主持的公平经济检查会议上,在五大集团经营者面前指出:“在增长过程中失去了公平,共同创造的成果集中到了大企业集团。”
②过度的立法权力=妨碍企业自由经营活动的过度立法惯例,也是必须打破的枷锁。从没有“标准答案”的企业治理结构,到业务当事方之间的合同条件,法律都要插手干预,对企业而言,立法推进早已成为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近来甚至连要求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分享利益的合作利益共享制也在推进法制化。
立法权限针对特定企业和大股东被滥用也是问题。针对三星生命持有的Samsung Electronics持股的保险业法修订就是代表性例子。将保险公司股票资产评估标准由取得成本改为市价的保险业法修订,实际上唯一的目标就是三星集团。以韩进集团家族成员的滥权事件为契机推进“赵显娥·赵显玟防止法”之类的立法,也被许多人指为过度。理由是试图通过立法来规范极少数大股东的非正常越轨行为。无视企业现实的过度立法,只会束缚本应全力开拓业务、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家的活动。
而财界强烈要求的差别表决权等经营权防御手段,尽管全球主要发达国家均已引入,却被刻意无视。有批评指出,偏向一方的立法权力正在助推企业经营萎缩。
③权力化的工会=青瓦台秘书室长任钟晰近日针对民主劳总表示“不再是社会弱者”,这番发言很好地说明了韩国社会中既得利益强硬工会已权力化到何种程度。因为工会是现政权的强大支持基础。连青瓦台都表露出工会权力化已达到严重程度的看法。现代汽车工会就是典型例子。因销量低迷而陷入危机的光州地方社会与现代汽车试图以降低工资换取创造1.2万余个岗位,工会却强力阻挠。其背后是认为自身活儿减少必然受损的集体利己主义。现代汽车工会已扬言,若推进光州型岗位就将举行总罢工。与此同时,工会还坚持要将3000名会员以4晚5天的行程送往中国海外研修,最终得以实现。
韩国开发研究院(KDI)、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机构指出韩国劳动市场的僵化并建议推动灵活化,但在强硬工会的反对下毫无进展。国会预算政策处近期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为对象,追踪2010年和2016年就业的灵活性与安全性指数,结果显示韩国灵活性下降,安定性提高。
④超越监督职能的民间团体=今年9月,共同民主党与由参与连带等民间团体组成的“实现经济民主化全国网络”一道,提出了修订加盟事业法、流通产业发展法等十大优先立法课题。这些无一不是使企业自由经营活动萎缩的法案。民间团体借执政党为后盾,已接近立法权的边缘。其背景在于文在寅政府上台后,民间团体人士占据了青瓦台乃至政府各部门的要职。勾画经济政策蓝图的青瓦台前后任政策室长张夏成、金秀显均出身市民运动,主管大企业集团的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委员长金尚祖也出身参与连带。经济社会劳动委员长文成贤出身民主劳总。这可谓对企业绝对不利的“倾斜的运动场”。随着市民运动家不再停留于民间而进入权力核心,把企业当作改革对象乃至分配对象的民间团体的声音愈发响亮。
⑤打不破的既得利益=韩国虽为世界顶级信息通信技术(ICT)强国,却在已成为全球趋势的共享经济上迟迟未能起步,原因就在于既得利益势力的集体反对。像优步那样的共享乘车(拼车),尽管便利于绝大多数国民,却被约30万名出租车从业者的集体反对堵得严严实实。现代汽车去年曾向拼车企业Luxi进行股权投资,在出租车业界反对下甚至把持股卖回。因为出租车业界甚至出现要抵制现代汽车的动向,施加了实力压力。共享住宿方面,韩国同样因住宿业界反对,只允许外国人在市中心使用,国内居民使用受限。远程医疗也因医生反对而原地踏步。既得利益的强硬集体行动之普遍,以致官场流传着“负责出租车政策的公务员得做好被出租车司机打脸的准备”这样的笑话。一家民间研究机构的相关人士表示:“既有经营者的反对并非不能理解,但如果连政府想要研究补充措施的调解作用本身都加以拒绝,培育新产业就遥不可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