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在寅政府一方面表示要提高韩国国民年金的所得替代率,另一方面在提高费率上犹豫不决,这种矛盾态度令人担忧:过度的保费负担可能被转嫁给未来一代。作为代表性的“国民年金强化论者”,新任青瓦台社会首席秘书金渊明一直主张“没有必要马上提高保费”,“基金耗尽后转为现收现付方式即可”。但面对全球最快的低出生率与老龄化速度,如果不从现在开始逐步提高保费,我们的未来一代将不得不把收入的近38%缴作国民年金保费。
从政府咨询机构国民年金财政推算委员会今年8月公布的第4次财政计算结果看,若国民年金制度维持现行9%的费率,积累基金将在2057年见底。若从那时起按现收现付方式征收保费,推算到2088年费率将达到28.8%。所谓“现收现付方式”,与事先积累基金、通过运作以收益支付年金的“积累方式”不同,是当年征收当年支付年金所需资金的方式。韩国采用兼具两种要素的“部分(修正)积累”方式。
即便是“2088年费率28.8%”,也是以总和生育率1.24~1.38人为前提的推算值。若假定维持去年的总和生育率1.05人,基金耗尽后2060年需征收的费率将飙升至29.3%,到2088年将剧增至37.7%。今年总和生育率降至1.0人以下已几成定局,未来一代的保费负担可能比这更重。
反对上调费率的部分国会议员和专家称,基金枯竭后“像年金先进国家那样”把积累式改为现收现付式即可。每次被提及的都是德国和瑞典的案例。1981年在全球最早引入年金制度的德国,基金早已枯竭,目前采用现收现付方式。但为尽可能推迟转为现收现付,德国把费率上调至18.7%。转为现收现付之后,仅靠保费收入也难以承担高额老年抚养费,因而以税金填补全部年金支出的25%。这种财政投入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几乎全体国民都加入了年金制度,而韩国国民年金的死角地带高达46.1%,很难形成共识。因为用全体国民缴纳的税金去补贴仅有54%国民受益的国民年金,违背公平性。
年金先进国家也在竭力避免完全放弃积累方式。加拿大为维持与韩国相同的部分积累式,于2014年推行改革,把9.9%的费率到2023年分阶段上调至11.9%。瑞典也在基金枯竭后转为现收现付式,之后再度改革为名义积累制(NDC),即按确定缴费型、依据预期余命系数调整年金额,从而抑制必要费率上升。因为要应对全球性的低出生率与老龄化趋势,别无他法。
顺天乡大学教授金容夏强调:“韩国人口结构的老龄化程度在全球罕见,因此维持能够主动应对人口结构变化的积累方式,对确保国民年金可持续性至关重要”,“保费必须上调至16~25%的水平才能维持基金,且越早上调,必要费率水平就越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