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1-12 | 이상훈 기자

[先解开企业镣铐]集中投票制、多重代表诉讼……以“加拉帕戈斯式监管”逆世界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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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KT&G经营权争夺事件。“企业猎手”卡尔·伊坎把KT&G当作目标的原因之一,被认为是KT&G引入了累积投票制。累积投票制是指在选任董事时可以集中表决权的制度。例如选任3名董事时,各股东可行使3票表决权,若股东支持第一位候选人,可将自己的3票全部投给该候选人,而不给其余候选人投票。该制度原本是为了让小股东支持的董事得以选任而设计,但在现实中很容易成为投机资本的工具。事实上伊坎明确认识到,累积投票制是把站在自己一边的外部董事塞进公司的通道。最终伊坎按剧本让外部董事进入公司,在搅动公司之后拿走了差价(1500亿韩元)。

问题在于,文在寅政府正试图在本月向国会提交并通过包含可能使企业暴露于投机基金攻势的“累积投票制强制化”等内容的Commercial Act修正案。财界一位高管指出:“现行商法下,企业只要不在章程中规定排除累积投票制,就可以引入累积投票制”,“而且要在章程中加入这一条文,必须经过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三分之一以上股东出席、出席者三分之二以上同意),程序相当严格,实在不明白有什么必要强制引入累积投票制。”累积投票制正是一个例子,显示政府与执政党以财阀改革为名推动的Commercial Act修正案,建立在何等偏颇而粗疏的基础之上。

◇违逆全球标准的毒丸条款众多=专家们表示,Commercial Act修正案无异于“加拉帕戈斯式监管”。因为它违逆了以保障企业为稳定增长而防御经营权、通过治理结构的自主选择提升竞争力为两大主轴的世界潮流。就财界担忧的代表性毒丸条款多重代表诉讼(只要持有母公司0.01%持股,就可对子公司高管提起诉讼)而言,也只有日本进行了立法。日本的多重代表诉讼生效条件限于100%母子公司关系,十分严格。将累积投票制强制化的也仅有俄罗斯、墨西哥、智利等3个国家。美国在1940年代、日本在1970年代就已认定该制度沦为企业猎手敌意并购(M&A)和股东间派系斗争的工具而予以废弃,如今却出现了迟来强制推行的讽刺。

引入审计委员分离选任,也是全球唯独韩国追求的“独行”条款。目前是在股东大会上先第一轮选出董事,再第二轮从董事中选出审计委员。第一轮投票中创业者等大股东的表决权不受限制,对大股东而言负担不大。但若引入分离选任,第一轮就须选出审计委员,此时大股东的表决权被限制为3%。这正是有人担忧持少数持股的外资投机资本可能联合起来、选任符合自己口味的监事的原因。韩国经济研究院企业创新组长柳静珠表示:“限制表决权这一构想本身就有问题”,并指出“这是无视股份公司基本原则的做法”。

◇极少量持股即可“摆弄”整个集团=多重代表诉讼问题同样严重。只要母公司持有子公司30%以上持股,且母公司股东持有母公司0.01%(以上市公司为准,非上市公司为1%)持股,就可对子公司高管提起诉讼。仅Samsung Electronics一家,持股30%以上的公司就有SAMSUNG DISPLAY CO., LTD.、Samsung Biologics、SAMSUNG MEDISON CO., LTD.、SYSTEM ENGINEERING MEGA SOLUTION等多家。除SK、LG、乐天集团等已转为控股公司体制的集团外,现代汽车集团等也会被多重代表诉讼牵连。经济团体一位人士说:“假如某家子公司原本与母公司交易,后来与提出更优条件的其他公司开展交易而终止与母公司的交易,这对子公司有利,但母公司可能不同”,“此时母公司股东可能起诉子公司高管,被滥用的空间很大。”财界一位高管表示:“看Commercial Act修正案,能感到治理结构议题正从‘选择’问题变质为‘道德’问题”,“必须纠正部分政界一提到企业主就一概侧目的扭曲认识。”

◇对国内企业的经营权防御手段视而不见=朝野与政府5日通过“国政常设协议体”就“努力推动处理Commercial Act修正案等”达成一致。由于进入下半年国会,议员们的常任委员会也重新分配。结果是法制司法委员会小委员会中负责处理修正案的议员大面积更换。对修正案理解不足的可能性很大。这种环境也可能成为提高修正案被草率处理可能性的因素。财界一位高管说:“与政府的强烈意志相比,反对修正案的议员声音相对微弱”,“担心它可能沦为消耗性政争的交易对象”。他批评说:“修正案最大的问题是,以制衡企业主为名引入有利于投机资本的条款,却对现有经营层防御经营权的装置视而不见。”韩国经营者总协会、全国经济人联合会等决定继续向政府和政界建议,在修正案中引入毒丸计划(赋予现有股东以低于市价的价格购买新股的权利)、黄金股(附带对特定股东大会议案行使否决权的股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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